1911年，杭州驻防旗营协领贵林与他的儿子在杭州被革命军枪决后，当时正在上海外出办事的汤寿潜获悉这个消息后，十分震惊，当即便回到杭州，质问周承菼和沈钧儒二人，为何不向他请示，周承菼和沈钧儒则齐声回答道：此案人证物证俱全，用军法紧急处分，是我们的责任，汤寿潜听后，便也无话可说了。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各地纷纷响应，当时革命党人从外地纷纷来到杭州，与新军中的进步官兵取得联系，准备着手在杭州发动起义，以此来响应武昌起义。


同年11月4日，浙江革命党人在上海的支援下，联合新军和防营向抚署和军械局的驻军发起进攻，驻守在这两处的清军毫无战意，纷纷溃散而逃，浙江巡抚增韫则从后围墙逃走，躲进了马房里，结果被起义士兵拿获。


抚署和军械局被革命党拿下后，革命党便开始对清军最后的据点旗营发起了攻势，满人将军德济见大势已去，便主张投降，但协领贵林却主张顽抗到底，浙江谘议局议长陈棪宸为此曾亲自来劝他，对他说道：清朝的气数已尽，您不必白白送死。贵林则听不进劝，对陈棪宸说道：我只有以死来谢罪罢了！


然而一心以死尽忠的贵林竟然变了卦，他从下属的口中获悉巡抚增韫已被活捉，局势已是他无法控制的，便命人在营门小城垛上竖起白旗，并带了两名随从，向革命军接洽投降，并在接洽中提出了条件，那就是纳降后不准杀一个旗人。


就在双方进行接洽和协商时，被浙江革命党人推举成为浙江都督的汤寿潜回到了杭州，他与杭州驻防旗营协领贵林关系十分要好，贵林听说汤寿潜回到杭州的消息后，当即与汤寿潜见了面，便向革命党人提出了一个新的条件，那就是说投降条款中不杀一个旗人的那一条须得到汤先生的保证，才肯呈缴军械清单。


随后，在汤寿潜的介入和保证下，双方达成了一致，汤寿潜见事情已了，便去往上海处理一些要事，然而就在他去往上海后，贵林竟带着他的儿子在旗营里准备趁机叛变，结果被人告发，革命党派兵来到旗营，将贵林和他的儿子量海逮捕，并在旗营中搜出贵林准备叛乱的大量武器装备。


贵林和他的儿子量海被抓后，被送到了革命党的司令部，接受军法会审，最终被以“私藏军火，阴谋反叛”之名在谘议局的广场上被执行了枪决。


贵林父子被枪决的消息传到了上海，当时人在上海的汤寿潜获悉这个消息后，十分的震惊和伤感，他当即便从上海回到了杭州，质问周承菼和沈钧儒二人为何不与自己商量，为何要执意枪决贵林父子。


周承菼和沈钧儒二人则是将贵林父子准备叛乱的罪证全部拿了出来给汤寿潜看，并告诉汤寿潜事态紧急，来不及与他商量，汤寿潜看到贵林父子的罪证之后，明白了贵林父子这是罪有应得，也不好再说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