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天生对数字敏感，而且很抠细节，下面的人想要忽悠他可不容易。

乾隆七年（1742年）十月初九，乾隆听说有个太监生病了。

为表示体恤下人，乾隆就说给病假一个月，这一个月俸禄照给。

但如果一个月后还不能干活，就停发银子，等病好再上岗。

放到现在，相当于停薪留职，问题是乾隆不可能让这个太监一直停薪留职的。

后来一个太监实在病的干不了，乾隆下谕，将其赶出宫自谋生路，并给了一两银子当补偿。

能具体某个太监，甚至具体到一两补偿，从古至今，就没见过这么仔细的皇帝。

无独有偶，乾隆又关注太监皮衣典当的事情。

乾隆十三年（1748年）十二月十九日，乾隆发谕，说太监拿赏赐的皮衣去典当，颇有不快，问有没有典当之后又去领皮衣的。

原来乾隆自登基后，喜欢在年底给干的不错的太监赏赐皮衣，但已经赏赐过的皮衣就不再赏赐了。

对于一个帝王而言，每日关注的都是国家大事。

可乾隆居然连太监的皮衣都要管，而且对太监典当皮衣这件事都这么清楚。

好在总管王常贵查询后告知，乾隆这才没有追究。

在《乾隆实录》里，这样的事情还很多，乾隆还特别喜欢给太监发口谕。

其中涉及的银两数目都不大，赏赐也大都是一两、二两、五两不等。

但太监一旦犯错，至少是三十板子到罚俸三个月，而太监一个月只有二两银子，这可要了命了。

除了太监之外，对于官员群体，乾隆也很关注。

乾隆四年（1739年），工部上了一个折子，说要修太庙的灯，需花费银两300两和200串钱。

搁其他皇帝，多半批复知道了。

但乾隆一看，说修复一盏灯居然要300两银子，就让工部列个具体的单子给他看。

工部呢？表示修灯确实花不了这么多钱，只是依旧例先预支这么多钱，到时候多退少补。

多退少补，看起来很合理，但乾隆不信。

让人搬来历年工部支取维修款的记录，亲自审阅，结果发现工部办事只多要，从未退过钱。

显然，这次银子肯定退不了。

乾隆大怒，将工部尚书喜塔腊·来保和工部侍郎阿克敦降职，其余工部官员一律罚俸。

不得不说，乾隆对数字真的很敏感。

跟被太监骗到以为一个鸡蛋几十两银子的子孙比，简直是天上地下。

在这种情况下，下人很难忽悠到乾隆，甚至很容易被乾隆抓小辫子。

比如清缅战争的时候，负责军务的云贵总督刘藻因指挥失误，清军惨败。

但刘藻怕被责罚，就上折子说，前线战事顺利，唯有骑兵在最后阶段用藤牌吃了败仗。

刘藻以为乾隆在深宫，不知前线具体情况。

但乾隆就是根据奏折发现了不对，骑兵在骑马的时候，怎么能使用藤牌呢。

毕竟一手藤牌，一手武器，那怎么骑马？

要么刘藻被前线将领骗了，要么刘藻单独骗自己，但不管如何，刘藻都是犯错，将其贬为湖北巡抚。

这事还没完，乾隆又发谕，说这件事还没完。

自己会派新总督查这件事，要是刘藻能力不足而导致战败，贬谪就贬值，要是刘藻是玩忽职守，那就从重处罚。

这番话吓得刘藻直接自杀。

而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的湖北官场倾轧案，也是乾隆通过奏折发现的。

当时湖北归州民妇张吴氏犯奸，供出其奸夫张洪舜与夫兄张洪贵。

乾隆看了名字之后，忽然想起，这名字和两三年前归州一起“滥刑妄断案”中开释盗犯字音相同，猜测其中可能另有隐情，就让湖北地方督抚重新清查此案，最终把湖北官场给洗了一遍。

说实话，这起案子其实就是小案子，但因为乾隆记忆力强，加上抠细节，发现大案。

除了对奏折抠细节之外，对于赏赐东西，乾隆也相当关注。

某次乾隆去翰林院视察，对官员进行了赏赐，然后按照官员的三六九等，拟定每人的物品。

事后乾隆觉得不满意，亲自修改，将几个受三等礼的官员调整到第四等、第五等。

所以就乾隆这记性和抠细节，想要忽悠他，还是很难的。

当然，也是年轻精力足，年老精力不足的时候，彻底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