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里有一个女人，一辈子跟她的情人好了几十年。那个女人现在快80岁了，情人小她

我们村里有一个女人，一辈子跟她的情人好了几十年。那个女人现在快80岁了，情人小她七岁。村里人都叫她桂英婶，叫她情人老周，没人喊过他们的全名，就像没人戳破他们之间那层窗户纸。 桂英婶嫁过来那年才十九，梳着油亮的麻花辫，红棉袄上绣着并蒂莲。男人是邻村的瓦匠，手巧，就是子闷，三棍子打不出个屁。婚后第三年，男人在脚手架上摔断了腿，从此只能拄着拐杖挪步。家里的两亩薄田，还有嗷嗷待哺的娃，全压在了桂英婶肩上。 那时候老周还是村里的后生，刚从部队退伍回来，在生产队开拖拉机。有回桂英婶挑着两筐红薯往家挪，走到半路实在走不动，蹲在路边掉眼泪。老周开着拖拉机“突突突”路过，停下车递了块毛巾，啥也没说，直接把红薯筐搬到了车斗里。从那以后，老周就常往桂英婶家跑，有时是帮着修屋顶，有时是帮着犁地，桂英婶男人就坐在门槛上抽旱烟，见了老周也只是点点头。 村里人都看在眼里，没人说闲话。桂英婶能干，田里的活料理得井井有条，家里也收拾得干净。老周呢，单身汉一个，除了开拖拉机，农闲时就帮桂英婶挑水劈柴。有回桂英婶儿子半夜发烧，是老周背着孩子跑了十几里山路去公社医院。回来时天都亮了，老周鞋底子都磨穿了，桂英婶给他煮了碗鸡蛋面，两人坐在灶房里，谁都没说话。 后来分田到户，日子慢慢好起来。桂英婶男人身体还是那样，每天拄着拐杖在门口晒太阳，看着老周帮桂英婶把新收的玉米装袋。孩子们长大了，出去打工，每年回来，都会给老周带瓶酒，喊他“周叔”，喊声挺亲。 前几年桂英婶男人走了，走的时候很平静，拉着桂英婶的手，又指了指站在门口的老周，眼泪掉了下来。出殡那天，老周忙前忙后，比桂英婶的儿子还尽心。村里人说，老周这辈子，就活了个桂英婶。 现在桂英婶和老周都老了，桂英婶耳朵有点背，老周就凑到她耳边说话，两人坐在墙根下晒太阳，一坐就是一下午。有时桂英婶会给老周缝缝补补，老周就帮桂英婶劈好一冬天的柴。孩子们想接桂英婶去城里，桂英婶不去，说住不惯。老周也不去，说要留在村里陪桂英婶。 前几天我回老家，看见桂英婶和老周在村口散步，桂英婶拄着拐杖，老周扶着她，慢慢悠悠地走。夕阳把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就像他们走过的那些年，平平淡淡，却又谁都离不开谁。村里人见了，还是那样打招呼：“桂英婶，老周，出来遛弯啊？”两人笑着应着，谁都没觉得有啥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