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欧美国家，中国人为啥大多不擅长演讲？因为中国小农经济的特点是“散”，人口分散在广袤的土地上，欧洲庄园经济是“聚”，为公共讨论和演讲提供了天然场所。 在当今国际舞台上，欧美乃至印度的政治家、企业家们凭借口才赢得选票与投资。在硅谷，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是：尽管华裔工程师技术实力出众，却往往在晋升竞争中败给表达能力更强的印度同行，最终形成“印度人做经理，华裔做工程师”的格局。 其实，这种表达能力的差异，深植于中西文明不同的发展路径。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这种价值取向并非偶然，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文化选择。 对比东西方文明发展史，演讲这一行为在不同文明中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截然不同的对待，核心原因就在于经济基础的根本性差异。基于此，中国农耕文明与欧洲的商业文明，就分别塑造了不同的沟通表达需求。 农耕文明依赖于精耕细作和遵循自然规律，容不得虚假与夸夸其谈。在这种生产模式下，重要的是踏实劳动而非能言善辩。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对演讲辩论并不待见，对它的形容几乎都是贬义词：油嘴滑舌、言过其实、高谈阔论…… 西方文明更倾向于商业文明，这种文明侧重于贸易。商业文明中，能说会道往往是生存必备技能。不善言辞的商人难以在竞争激烈的贸易中获利，甚至可能面临生存危机。 中国历史上长期推行“重农抑商”政策，进一步强化了对能言善辩的负面看法。贸易型商业在中国历史上日常被贬低和压制，生产型商业则受到一定程度的尊重。 这种政策选择背后，恰恰是我们对庞大国土治理难度的实际考量。而这种考量又更多的基于生产力，也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差异直接影响社会结构的形成，而社会结构又为演讲提供了不同的发展环境。 春秋之后，中国掌握了高炉冶铁技术，大规模生产铁制农具成为可能。这一技术革命使得单人耕种能力大幅提升，为小农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 小农经济的重要特点是“散”，人口分散在广袤的土地上，缺乏密集的公共聚集空间，而这种散居模式又导致缺乏演讲所需的社会环境。 反观欧洲，直到14世纪才学会铸铁技术，此前使用的是“块炼铁”技术，生产效率低下。这种技术限制使得欧洲农业生产必须集中协作，形成封建领主下的庄园经济。庄园经济下的人口相对集中，为公共讨论和演讲提供了天然场所。 欧洲的广场文化、市政厅会议等公共空间的发展，与这种集中居住模式密不可分。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在广场上集会的人民，他们的言辞比他们的选票更有力量。” 但中国历史上并非始终缺乏演讲传统。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盛况证明中国人同样具有辩疑析理的能力。当时诸子百家周游列国，纵横捭阖，演讲艺术大为流行。 但自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公开的演说就日渐没落了。思想统一成为中央集权国家的需要，而公共演讲往往意味着不同思想的交流碰撞，因而受到压制。中国历史上对“空谈”的警惕，也深深影响了社会对演讲的态度。 赵括“纸上谈兵”导致长平之战惨败；魏晋时期清谈之风盛行，却于国无益，最终与“五胡乱华”的悲剧联系起来。这些历史教训被反复强调，就逐渐形成了“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集体意识。能言善辩不再是一种值得夸耀的能力，反而被视为缺乏实干精神。 宗教在演讲文化发展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因为它的本质是建构一个虚构的世界观体系，要让他人相信这一体系，就需要强大的语言说服能力。传教士如果缺乏演讲才能，就难以开展有效的说服工作。 在西方历史上，宗教辩论和布道活动为演讲艺术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场景。欧洲的教堂不仅是宗教场所，也是演讲技巧的训练基地。每周的布道活动，实际上就是一场面向公众的演讲实践。这种宗教传统为西方社会培养了一种习惯于倾听和参与公共演讲的文化氛围。 中国虽然也有佛教、道教等宗教，但它们并非主流，更难以占据主流地位。与西方宗教不同，道教更强调修身养性，顺其自然，不积极劝人信教。更重要的是，中国历史上始终保持着世俗王权高于神权的政治传统，宗教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影响相对有限。 今天欧美所谓演讲的重点并不在于“讲”，而在于“演”，演讲就是画大饼，辩论就是PUA。“理越辩越明”并没有错，问题是辩明以后呢？最终还是得扎实干事。 欧美演讲和辩论，说穿了就是才艺表演，谁的表演更精彩，更能提供情绪价值，大伙就选谁。所以，他们选出了影视明星、喜剧演员、蹦床运动员等各种奇葩。 其实，“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一个成熟的文明从来都是看你怎么做，并非看你怎么说，更不会轻信你怎么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