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扣押钱学森，却放杨振宁回国，是杨振宁不重要吗？这个问题，钱学森其实早就回答过：国家需要杨振宁留在国外，他在国外的作用，远比在国内大。 1955年，钱学森从美国归来，踏上祖国土地的那一刻，身后是五年被美方软禁和严密监控的艰难岁月。 与此同时，另一位华人科学巨擘——杨振宁，却在美国继续他的学术研究，不仅未受到限制，甚至在60年代后期曾多次回国访问。 这一对比至今仍让许多人疑惑：美国为什么扣押钱学森，却放杨振宁自由来去？难道是因为杨振宁不够重要？ 这个问题，其实钱学森早就给出了答案：“国家需要杨振宁留在国外，他在国外的作用，远比在国内大。”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美关系陡然紧张，就在这年，钱学森决定回国。 可他刚一踏上归国的船只，就被FBI拦下，立即被带回洛杉矶，随后长达五年的“软禁”开始。 他的电话被监听，邮件被检查，出行受到限制，甚至在住家附近安排了秘密监控。 为什么美国如此紧张？ 他是加州理工的教授，是冯·卡门的得意门生，是美国火箭和喷气推进领域的核心人物，他掌握的是可以直接改变战争格局的技术。 朝鲜战场上的美军指挥官显然不愿看到这样一位顶尖技术专家回到“敌国”，哪怕是以违反人权的方式阻拦。 而杨振宁呢？他研究的是理论物理，具体来说，是宇称不守恒、规范场论等基础理论。 这些理论在1950年代的中国，几乎没有实验条件可以验证，没有高能加速器、没有同步辐射光源，也没有足够数量的理论物理同行可以交流。 一位理论物理学家，即使坐在北京清华的办公室，也只能在纸上演算，无法推动任何实质性的军事或工业进展。 更重要的是，美国也并不认为杨振宁的研究对国家构成直接威胁，他所涉及的，是离实际应用还很遥远的“软科学”，看似高深，却“危险系数不高”。 在那个对冷战胜负极度敏感的时代，钱学森代表的是“战术武器”，杨振宁则更像是“文化符号”。 但美国低估了杨振宁，更低估了中国对未来的布局。 1971年，在中美还未正式建交的背景下，杨振宁成为第一位主动提出回国访问的美籍华人科学家。 他在清华、北大、中科大做学术报告，在人民大会堂与周恩来总理会面，还亲自走进中科院物理所，鼓励年轻人继续科研。 “你们的条件艰苦，但你们的使命重大。”这是他当时留下的话。 这种行为，在当时的美国学界并不被理解，冷战尚未结束，很多人视中国为“封闭、神秘、危险”的国家，杨振宁却不断在公开场合为新中国正名。 他呼吁美国重新认识中国；在各类学术会议上介绍中国科研现状；甚至联合李政道创办了全美华人协会，为推动中美科技交流打下基础。 1978年，中国派出了首批赴美留学生，从此开启了持续至今的“留学潮”，杨振宁不仅亲自推荐学生，还在普林斯顿设立奖学金，资助中国青年读博、做研究。 他的作用远比一个在实验室里埋头研究的人要大得多，他是桥梁，是纽带，是前哨，他不只是科研人员，他是连接东西方科学文化的“系统工程师”。 时间会检验一切。 钱学森在1956年回国后，直接参与中国第一颗导弹、第一颗卫星、第一颗原子弹的科研计划，是名副其实的“国防之父”。 他的作用，解决了中国在极端困境下的“燃眉之急”。 而杨振宁，则是“长远之计”。 他没有参与任何武器项目，却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科学人才，推动了中国科技界与国际接轨，也在全球范围内为中国的科学形象赢得了尊重。 2004年，杨振宁决定全职回国，任职清华大学，那年他82岁。 他将自己在美国的积蓄捐给清华设立奖学金，亲自给大一的学生上课。 有人问他：“你为什么选择现在回来？”他说：“因为我觉得，现在中国需要我在这里。” 这一回答，和钱学森当年的评价，遥相呼应。 他们走的是两条不同的路，却殊途同归。 一个选择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回到身边，一个选择在世界的舞台上为国家赢得尊重和资源。 他们的价值，无法简单用“谁重要谁不重要”来衡量，钱学森是“雪中送炭”，杨振宁是“未雨绸缪”。 美国的短视在于，只看到眼前的技术威胁，没有意识到长期的文化与人才输出更为可怕。 中国的远见在于，明知道短期无法用上杨振宁的研究成果，却依旧选择支持他在国外发展，不断与他保持联系，最终等来了水到渠成的回归。 不是杨振宁不重要，而是他的重要，不在那个时期的中国实验室里，而在普林斯顿、在哈佛、在联合国、在中美之间的那条隐形走廊上。 钱学森和杨振宁，一个是武器系统里的“推进器”，一个是科学体系外的“导航仪”。 谁更重要？其实早已不重要。 他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回应同一个命题：科学家的价值，不只在于研究成果，更在于他们如何为国家，打开一道通向未来的门。 信息来源：环球时报——你们这样说杨振宁 问过邓稼先吗？2017-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