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先生曾深情地说：“毛主席对我的称呼，从孙夫人到庆龄先生，再到亲爱的大姐，称呼的嬗变，说明我们都走进了对方的心里。能被润之主席称呼为亲爱的大姐，这是我引以为傲的！” 最初，毛主席一直以“孙夫人”称呼宋庆龄。 作为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宋庆龄在1927年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时，就毅然与叛逆者决裂，公开宣布不再参与国民党的新政策。 即便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期，她也从未停下脚步，组建民权保障同盟，保护和营救了大批共产党人及爱国人士。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毛主席刚到重庆就专程拜访宋庆龄，彼时两人已十八年未见，他依旧以“孙夫人”相称，当面转达边区人民对她的谢意。 那些在抗战最艰苦时她送去的药品和物资，如同雪中送炭。 那次会面后，毛主席还将晋察冀日报社编印的首部《毛泽东选集》赠给她。 随着革命进程推进，“庆龄先生”渐渐取代了“孙夫人”。 1936年9月18日，毛主席写了一封致宋庆龄的信，开篇便是“庆龄先生左右”。 “先生”二字在近代对女性而言，是超越性别的极高赞誉，毛主席称宋庆龄为“先生”，正是对她在中国革命中地位和贡献的崇高认可。 1949年全国胜利在即，毛主席亲笔写信邀请宋庆龄北上共商建国大计，信中“庆龄先生”的落款，连同“仰望之忱”“就近请教”等词句，满是诚挚与敬重。 更令人动容的是，周恩来同期写给宋庆龄的信中，原本的“略陈”二字被毛主席改为“谨陈”，一字之改，尽显对她的郑重。 那时的宋庆龄早已不是单纯依附于先辈光环的“孙夫人”，而是以自己的行动赢得了整个革命阵营的敬重。 她创办的中国福利会，从抗战时期就为中共提供物资支持，到建国后更成为妇幼事业的标杆，这份实打实的贡献，让“先生”这个称呼有了沉甸甸的分量。 1956年，毛主席收到宋庆龄的贺年片后，回信时便开始亲切地称她为“亲爱的大姐”。 毛主席知道宋庆龄喜欢鸽子，常托人送去照料的心意；北方贮菜时节，他会让人捎去新鲜的山东大白菜，这份质朴的关怀没有丝毫客套。 而宋庆龄得知毛主席有靠在床上办公的习惯，立刻送去特制的大枕头，起初毛主席按惯例推辞，转念又派人追回收下。 1957年，两人一同访问苏联，参加社会主义国家代表会议，在异国的土地上并肩出席活动，彼此的默契已无需多言。 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她率团视察云南，提出加强地方卫生工作的建议，毛主席对这份务实的担当看在眼里，那份尊重早已化作家人般的亲近。 “亲爱的大姐”这个称呼，没有了身份的隔阂，褪去了礼节的距离，只剩革命战友间最真挚的情谊。 从“孙夫人”到“庆龄先生”，是从尊重其身份到敬重其本人的跨越，从“庆龄先生”到“亲爱的大姐”，是从革命同道到知心亲人的升华。 那些年里，她为我党奔走的每一步，他对她的每一份尊重与关怀，都藏在这简单的称呼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