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老师突然问到：“太阳中心的温度是多少？”李政道脱口而道：“我从书上看过，大概1000万度。”费米听完批评他：“你这样是不行的！” 1946年的芝加哥大学，刚从中国辗转而来的李政道坐在费米的办公室里，突然，对面的费米开口问了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太阳中心的温度是多少？” 李政道想都没想就报出了书本上的数字，可费米的脸色立刻沉了下来。 一个标准答案，为何换来了批评？ 那时的李政道刚在恩师吴大猷、叶企孙的推荐下赴美求学，芝加哥大学是唯一愿意接纳他直接进入研究生课程的学校。 费米当时已是物理界泰斗，正忙着建造粒子回旋加速器，测量中子—电子相互作用，原本并不打算带理论学生，最终却破例收下了李政道，还每周抽出半天时间，专门和他讨论问题。 他们的交流总有种特别的模式：费米会提前给李政道指定课题，让他读透文献后再“反过来”给自己讲课，用这种方式训练他的独立思考能力。 太阳温度的问题，就是在这样的讨论中突然冒出来的。 李政道报出的“1000万度”并非随口乱说，而是当时文献里常见的数值，只是他从没想着去核实。 因为那些关联光强和能量产生的方程太过复杂，对当时专注于其他课题的他来说，似乎没必要花功夫深究。 可费米偏要在这个“小问题”上较真，反复追问他是否自己计算过，直到李政道坦言“没有”，便立刻给出了严厉的批评。 没人能想到，这位忙着做高能物理实验的大科学家，会为了一个和自己研究无关的问题花心思。 费米没让李政道死磕复杂公式，反而拉着他一起动手做工具，他亲自动手做木匠活，李政道则负责刻制标尺、摄影放大对数刻度。 花了好几天时间，做成了一把六英尺长的大计算尺——这是世界上唯一专门用来计算太阳温度的计算尺。 有了这把特制工具，原本繁复的微分方程运算变得简单，李政道只用一个小时就算出了结果，和书本上的1000万度相差无几，之后又花一天时间算出了太阳半径上一百多个位置的数据。 费米当时的课题和太阳温度毫无关联，他这么做只为传递一个简单的道理：做学问不能盲目接受他人的结论，所用的公式和数据，都必须是自己独立推导并验证过的。 这种教育方式贯穿了李政道的求学时光。 后来费米还曾让李政道研究玛丽亚·迈耶的壳层模型，当李政道坦言没有进展时，费米甚至提出“互换角色”，让李政道给自已讲课，用这种方式引导他突破瓶颈。 那次计算太阳温度的经历，像一颗种子在李政道心里扎了根。 后来他和杨振宁研究θ–τ之谜时，始终记得费米的教诲，不仅全面核查了所有所谓“支持宇称守恒”的实验证据，发现其实没有真正的验证依据，还明确提出需要通过专门实验来检验。 而当吴健雄的实验证实了他们“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假说后，短短一个月内近百项实验跟进验证，这种快速突破的背后，正是对“独立验证”原则的坚守。 1957年，31岁的李政道凭借这项成果获得诺贝尔奖，成为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多年后，李政道还保存着那把计算尺的照片，也常向人提起这段往事。 他回国推动建立少年班、博士后制度，以及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时，总不忘强调基础科学研究中“亲手验证”的重要性。 他在给国内领导人的建议里提到“基础科学是水”，而这汪水的源头，或许就藏在费米那句批评和那把特制计算尺里。 有人说费米是在吹毛求疵，毕竟李政道报出的数值并不算错。 但真正的科学精神，从来不是记住标准答案那么简单，费米批评的不是那个“1000万度”的数字，而是那种“拿来就用”的思维惯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