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游击队长刘奎准备开会，队员王德却借口头疼去睡觉，刘奎意识到不对劲跟了上去，王德眼神躲闪，突然说道：“队长，我对不起你！” 说着，王德将一把斧子扔在地上...... 夜色沉在皖南的山谷里，风从竹林穿过，带着潮湿的味道。游击队的小屋里，煤油灯摇晃，刘奎正准备开会。外面传来一阵轻微的脚步声，一个队员走了进来，低声说王德说头疼，回去睡觉了。刘奎皱了一下眉。王德不是怕苦的人，也不是爱偷懒的主。那股子躲闪劲，让刘奎心里起了刺。 皖南的山道蜿蜒，天黑得早，灯火稀。那一年是1941年，皖南事变刚过去不久，国共分裂的余波仍在空气里盘旋。刘奎的游击队被派驻在旌德、太平一带，任务是牵制伪军、搜集情报、保护百姓。队伍不大，却是地方抗战的骨干。物资短缺，枪支杂乱，士兵靠打铁匠改的斧子和猎枪拼命。 那晚的会议原本要讨论下一次突袭。刘奎一向谨慎，连队员坐的顺序都亲自安排。可王德的缺席让气氛有些不安。刘奎盯着油灯的火苗，忽然起身，拎着自己的驳壳枪走出屋。夜风吹动树叶，山间有犬吠声。刘奎顺着王德的宿舍方向走去，脚步几乎没发出声。 屋里有微光，灯火忽暗忽明。刘奎推门，王德正坐在床边，脸色发白，手在发抖。那一刻，空气凝固，屋角有一抹金属光。那是一把斧子——锋口新磨。刘奎只瞥了一眼，心里已明白七八分。王德抬头，眼神闪躲，喉咙动了几下，嘴角抖着挤出一句：“队长，我对不起你。”然后把斧子扔在地上，发出闷响。 那声闷响像是炸开了一段往事。王德原是地方民兵出身，跟着刘奎打了两年仗。抗日的路上，刀口舔血，生死看淡。可战争拖得太久，人心也会累。日伪军屡屡用金钱、粮食诱降，一些游击队员动了摇。传闻王德的家人被抓，他被逼写了“自首书”，成了日方的内线。刘奎心里早有怀疑，却没证据。如今看着地上的斧子，一切都对上了。 王德没再多说，脸埋在手里，肩膀一抖一抖。刘奎没有喊人，也没立刻处置。他蹲下，拾起那把斧子，刀口的反光映在他眼底。外头的风吹进屋，油灯扑闪。刘奎只是叹了一口气，把斧子靠墙放好，然后转身出门。后来，队里照章处理此事，王德被押送至上级军政委员会审查。消息传出，全队震动。游击队第一次真切感到，战争不仅是子弹打出的，也是人心里的较量。 1941年的皖南游击队活得艰难。国民党顽军的围剿、日伪的封锁、补给的匮乏，把这支几十人的小队磨成一根神经。刘奎带人转战山林，九次负伤，险些被俘。凤凰岭、庙首、太平河……每一个地名背后都有血的痕迹。可最让刘奎难忘的不是枪林弹雨，而是那一声“我对不起你”。 山民们后来都说，刘奎是“打不死的队长”。他从不离百姓太远，常去村头修屋、挑水。王德事件后，刘奎带着全队进行整训，命令所有队员重新宣誓，不准泄密、不准单独外出、不准私自联系外人。那是游击队最脆弱的时期。敌人不仅围剿，更渗透，伪装成村民混入队伍。叛徒的影子像雾，散不掉。 刘奎没有让恐惧支配部队。那年夏天，游击队突袭了驻扎在旌德庙首的日伪据点，一夜之间拔除了敌军电台，缴获枪支十几支。战后总结会上，刘奎说了一句话：“仗能输，心不能输。”这句话后来成了队伍的口号，被刻进纪念碑。 到1943年，刘奎率部东转，与新四军主力会合。队伍被整编为独立团，下属连队达三百余人。王德的名字，从花名册上彻底消失。关于他之后的结局，地方史志没有记载。有说被押解途中失踪，也有说自尽。刘奎未曾提起，只在日记里写过一句话：“一个人若倒在枪口前，不怕；若倒在心里，就再起不来。” 那段岁月留给刘奎的，不只是战场记忆，还有人性的重量。游击战的残酷不止在敌人刀口，更在队伍内部的考验。忠诚、信任、恐惧、怀疑，这些字眼在战火中不断交织。王德的斧子落地时，敲碎的不只是背叛，更是刘奎对部队纯粹信任的最后一点幻想。 新中国成立后，刘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老战友在回忆录中提到那场夜会，说那是刘奎“最沉默的一晚”。山脚下的村民至今还记得，当年游击队夜袭后留下的弹孔与标语，也有人提起王德，说他曾是个好人，被战争压垮了心。 如今，皖南的山林已宁静。刘奎的烈士碑立在老庙首的松林里，碑前刻着八个字：“信念不死，铁骨长存。”每到清明，后人都会在碑前摆上一柄旧斧头。那并非象征惩戒，而是提醒——忠诚是最锋利的武器。 刘奎的故事在地方志中只是寥寥几行，但在皖南的老人嘴里，它被一遍又一遍讲起。王德的“我对不起你”成了一句警醒，也成了一种记忆。战争让人变得坚硬，也让信任变得昂贵。那一夜的油灯光早已熄灭，可那盏光照出的忠诚与背叛，仍在历史深处亮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