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6日，解放军快进成都时，张大千靠国民党高官张群，拿到最后三张飞台北的军用机票，带着四夫人徐雯波，和几十幅自己临摹的敦煌壁画登机。 1949年12月的成都城里，枪炮声的传闻像潮水般蔓延，解放军的脚步正一步步逼近平原腹地。 此时的新津机场乱成一团，国民党的大小官员们为了争夺飞往台湾的机票，早已没了往日的体面，有人相互推搡谩骂，有人甚至为了一个座位打得头破血流。 就在这样一票难求的混乱中，画家张大千却带着四夫人徐雯波和年幼的女儿，捧着几十幅卷起来的画作，顺利登上了一架军用运输机。 他手里的三张机票，是当时极为稀缺的台北直达机位。 这三张机票的由来离不开国民党高官张群，张群时任西南军政长官，是蒋介石身边的核心亲信，更是与张大千有着半世纪情谊的同乡与挚友。 两人早年间因共同喜爱石涛画作结缘，后来张群担任四川省主席期间，还曾全力支持张大千举办敦煌临摹画展。 1949年秋冬之际，国民党在西南的局势急转直下，成都成了最后的落脚点，飞机票成了最抢手的救命符。 当时负责分配机票的部门不堪重负，就连阎锡山亲自出面协调也无济于事，而张群凭借自己的权限，专门为张大千争取到了这三张飞台北的军用机票。 张大千此行最看重的不是金银细软，而是他耗费两年七个月心血临摹的敦煌壁画。 早在1941年，他就带着家人、学生和工匠，千里迢迢赶赴敦煌莫高窟。 为了完成临摹，他动用78辆驴车运送颜料、画布和生活用品，从西藏运来石青、石绿等矿物颜料，还特意从青海塔尔寺请来藏族喇嘛帮忙调制颜料、制作画布。 在洞窟里，他每天对着斑驳的壁画细细勾勒，记录下从十六国到元代的历代艺术风貌，前后共完成了276幅临摹作品。 登机当天，张大千带着的几十幅壁画成了难题。 机舱空间有限，早已挤满了逃难的人员和他们的行李。 就在这时，同行的教育部长杭立武看出了这些画作的价值，他二话不说将自己的行李扔下飞机，硬是为这些壁画腾出了位置。 不过杭立武也提出了一个条件，要求张大千日后将这些画作捐赠给台北故宫博物院，张大千当场点头答应，还写下了书面承诺。 1969年，他兑现了这个承诺，将其中62幅敦煌临摹壁画捐给了台北故宫博物院，而留在大陆的183幅，则由他的原配夫人曾正蓉在1953年交给了四川博物院保管。 如今，这些画作都成了研究敦煌艺术的珍贵资料，不少原作早已在岁月中褪色或损毁，张大千的临摹本反而成了复刻历史的重要依据。 徐雯波作为张大千的四夫人，当时陪伴在他身边一同登机。 她比张大千小30岁，原本是张大千女儿的闺蜜，这段婚姻在当时曾引起不少议论，但两人感情深厚，乱世中始终相依相伴。 张大千放弃了留在大陆的机会，也抛下了其他家人，选择带着徐雯波和幼女远赴台湾，而那些壁画就像他们的另一个“家人”，被小心翼翼地护在身边。 飞机起飞时，成都平原的轮廓渐渐远去，张大千或许不会想到，这些他拼尽全力带走的画作，会在日后跨越海峡，成为连接两岸文化的纽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