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在欧洲的奴隶市场上，一堆奴隶三五成群，赤裸站立，等待着被奴隶主挑选。在19世纪的欧洲奴隶市场上，总有一些身影让人脊背发凉：一群奴隶三五成群，光着身子站着，等着奴隶主挑挑拣拣。想象一下，一个来自遥远非洲的女人，被当成货物一样摆上台，她的故事从南非的农场开始，却在伦敦和巴黎的灯光下变得扭曲。她的命运会怎样？ 没人知道她原本叫什么。在南非东部的农场里，她或许每天迎着朝阳侍弄玉米地，傍晚帮母亲搓草绳。直到那伙带着火器的武装队闯进村庄，枪声打破了所有平静。 领头的是邻近部落的酋长，身后跟着欧洲商人的代理人 —— 他们用布匹和朗姆酒换走村庄里的青壮年，她因为看着结实，被粗暴地推搡着加入俘虏队伍。 从内陆到开普敦的海岸走了整整四十天。铁链磨破了她的手腕脚踝，每天只能啃两口发霉的玉米饼。同行的女人倒下了两个，尸体直接被丢进丛林喂了野兽。有经验的俘虏说，能活着走到海边就算幸运，这一路的死亡率比海上还高。 抵达沿海要塞时，她和其他幸存者被像牲口一样赶进木栅栏，扒去身上破烂的衣物，等待着欧洲奴隶贩子的初步筛选。 登上贩奴船的那天，她第一次见到大海，却没来得及害怕就被塞进底层甲板。这里连直起腰的空间都没有，三百多号人挤在一起，空气里混着汗臭和呕吐物的味道。每天只有两次被带上甲板透气的机会，其余时间都得蜷缩着。 有个女孩发起高烧，被船员直接扔进了海里，溅起的浪花里带着血色。她死死咬着嘴唇不敢作声，听说这样能少挨鞭子 —— 船员说 “活着的货才值钱”，可他们根本不在乎奴隶的死活。 两个多月的航行里，她见过无数次这样的抛尸。船靠岸时，原本三百多人的队伍只剩不到两百个能站立的。伦敦的码头弥漫着煤烟味，她和其他奴隶被铁链串成一串，光着身子走过街道。 路人要么指指点点，要么视而不见，有人嘴里念叨着 “异教徒就该当奴隶”，这种说辞她听不懂，却能感受到那深入骨髓的鄙夷。后来她才知道，欧洲人用宗教给自己的恶行找借口，还说黑人天生就该伺候白人。 奴隶市场设在伦敦老城的一个院子里，地面满是污泥。她被推到木台上，奴隶主们围着她捏胳膊摸腿，像检查牲口一样看她的牙齿。 一个胖商人用手杖戳了戳她的腰，跟贩子讨价还价：“这身子骨能扛住洗衣房的活？要是三个月内倒下，我可要退钱。” 最终她被以二十英镑的价格买下，滚烫的烙铁按在肩膀上，留下商人姓氏的缩写，那剧痛让她昏了过去。 醒来时已经在商人的宅子里。每天天不亮就得起来烧火做饭，接着打扫十几间房间，晚上还要搓洗衣物到深夜。女主人稍有不满就用发簪扎她的胳膊，男主人喝醉了会对她拳打脚踢。 她见过家里的账本，上面记着 “黑奴消耗” 的开销，把她的衣食折算成几分几厘，跟买的煤炭没区别。 有次她打碎了盘子，被锁在地下室饿了三天，后来才知道，商人觉得杀了她不如让她继续干活划算 —— 奴隶在他们眼里只是能生钱的工具。 后来商人把她转卖给了巴黎的一个纺织作坊主。火车穿过英吉利海峡时，她看着窗外的城市灯火，想起南非农场的星空，突然明白那些灯光都是用像她一样的人的血泪点亮的。 作坊里有十几个黑奴，每天要操作纺织机十几个小时，手指被纱线勒出一道道血痕。作坊主说曼彻斯特的纺织厂更黑，那里的奴隶常常累死在机器旁，而这些原料都是美洲种植园的黑奴种出来的 —— 原来他们的苦难早就连在了一起。 她在作坊里干了五年，身体越来越差。三十岁那年冬天，她因为肺炎倒下了。作坊主看她没法干活，就把她丢在了贫民窟。 一个老黑奴给了她半块面包，说自己是从利物浦的贩奴船上逃出来的，那里曾运过一百五十万黑奴。弥留之际，她仿佛又看到了南非的玉米地，母亲在夕阳下喊她的名字，可她已经想不起自己原本的名字了。 几天后，她的尸体被当作垃圾扔进了塞纳河。那时的巴黎正举办盛大的博览会，没人知道河水里沉睡着一个被偷走一生的非洲女人。 而利物浦的港口依旧繁忙，那些靠奴隶贸易起家的银行正在盘算着下一笔 “生意”，就像过去四百年里他们一直做的那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