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杀害江姐的凶手,黄茂才被判处枪毙,行刑时,黄茂才大喊冤枉,他大声的呼喊:“我不是国民党特务,我是无辜的,我帮助江姐做过很多事。” 1951年3月4日,重庆白公馆刑场,阳光正盛,空气却沉得像要塌下来,人群围得水泄不通,一个身影被押上刑台。 他瘦削,脸色苍白,喊了一句震惊四座的话——“我冤枉!我不是特务!我帮助江姐传过信!” 那一刻,围观的人愣住了,被判为“杀害江姐凶手”的黄茂才,竟然在枪下喊出这一句? 当年的重庆,刚从战火中回魂,国民党特务的罪行如山,人民的怒火滔天。 黄茂才,这个在渣滓洞任职的看守,被定为“配合刑讯、致江姐牺牲”的帮凶,毫无悬念地被判死刑。 可他临刑不改口,拒不认罪,连在审讯中都咬牙撑住:“我是江姐的联络员,不是刽子手!” 没人相信他,那个年代,谁还会去听一个“特务看守”的辩解?更何况他没有证人,只有一身“污迹”。 可故事,远不止这些。 黄茂才,出生于1925年,四川合川一个佃农家庭,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算是村里少有的“识字人”。 他的人生转折,发生在1945年,那年他20岁,为了逃避抓壮丁,躲进了一户地主家,地主看他会写字,便把他推荐进了国民党军统系统当文书。 他没想太多,只当是混口饭吃,但很快,他被分配到重庆渣滓洞做监舍管理。 那是一个让人难以想象的地方——昏暗、潮湿、每天都有尖叫和哭声。 上面告诉他:“这些人是共产党,是暴徒,是破坏国家的敌人。” 可他第一天进牢房,就看到一个带着孩子的孕妇被吊打,再一转角,江姐正坐在角落,为难友织袜子。 那一刻,他有了裂缝。 “你知道她是谁吗?”一个老看守小声说,“她叫江竹筠,是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骨干,几次都没能撬开她的嘴。” 黄茂才开始怀疑,他每天近距离接触这些“敌人”,却发现他们并不像宣传的那样。 他看到江姐咬紧牙关、不发一语,也看到她在寒夜里把自己的棉被分给别人,他开始不安,开始思考,开始偷偷观察。 几个月之后,江姐找到了他。 “你识字吧?”她轻声问。 黄茂才点头。 “能不能帮个忙?” 他犹豫了三秒,点了头。 就这样,他成了江姐与外界的秘密联络员。 第一封信,他藏在鞋底,冒着被处死的风险,走了二十里山路,送到了“表妹”手中,一句“药方拿到了”,便是暗号。 他从没想过逃,他只想帮忙,他说,那是他人生第一次感觉自己活得像个人。 1949年10月,他因母亲重病请假回家,江姐知道他要走,偷偷塞给他一个油纸包:“给我儿子云儿。” 十天后,当他回到渣滓洞,江姐已经就义,那封信,成了她的绝笔。 他哭了一夜,从此,他默不作声,把所有记忆压进心底。 1951年,他在乡下小学当老师,突然被捕,罪名是“渣滓洞特务、致江姐牺牲的主要帮凶”。 他无法自证清白,也没人在乎他的解释,直到公审大会上,他大喊冤枉,才引起注意。死刑被临时改为无期。 他坐牢多年,始终不认罪:“如果我承认了,江姐就白死了。” 直到重庆烈士陵园的一份档案,悄悄改变了他的人生命运。 那是一份江姐狱中留下的密信副本,落款是“黄茂才送出”,馆长感到震惊,开始追查黄茂才的下落,终于在四川一个偏远村庄找到了他。 随后,曾经的狱友、江姐的同志曾紫霞得知消息,热泪盈眶:“他是我们的人,他,是我们的人!” 接下来,十几位幸存战友联名写信为他作证,1982年,法院正式判定黄茂才无罪,撤销原判。 那一年,他57岁,整整背了三十年“杀害江姐”的黑锅。 他出狱后没有回重庆,也没再谈起过去,他在乡下安静生活,种地、养鸡,过着再普通不过的生活。 黄茂才不是英雄,也不是烈士,他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小人物,在最黑暗的时刻,做了一个可能连自己都不懂的选择。 他曾是“特务”,也曾是“信使”,他曾被唾弃,也曾被怀念,他的身份一直模糊,但他做的事,终究没被忘掉。 1983年,他在重庆烈士陵园江姐纪念碑前站了很久,他没上香,也没说话,只是从口袋里拿出一张泛黄的纸,放在纪念碑下。 那是江姐写给儿子的信,他说:“我终于把它送到了。” 历史终会还原真相,但它的速度,往往慢得让人心碎。 黄茂才的冤声,飘了三十年,才终于有人听见,他说过一句话:“我不是什么英雄,我只是,不想她白死。” 我们该记住他,不是因为他被冤,而是因为他在最危险的时候,还选择了做对的事。 信息来源:《在狱中,她写下托孤遗书》中国军网-解放军报

									
									
									
									
									
									
									
									
								
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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