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年仅15岁的邓中夏不得不娶大嫂为妻，但是大嫂已经和大哥成婚一年，感情一直很好。所以在新婚之夜，邓中夏不仅没有和嫂子圆房，而且成婚后三天他就离开了家。不过后来他做的事，让人很感动。 邓中夏他哥邓隆泮，娶了门当户对的杨贤怀。俩人1892年出生，同岁，算是青梅竹马。可刚结婚一年，邓隆泮突然就病倒了，而且病得不清。 放现在，赶紧送医院啊。但在清末的湖南乡下，大家第一反应是请巫医。 巫医神神叨叨一通操作，最后憋出一句话：“八字不合，属相相克！” 意思就是，这媳妇娶错了，克夫。要想病好，必须休妻。 邓家一听，病急乱投医，真就准备休了杨贤怀。 这下杨家炸了锅。 两家人吵来吵去，最后憋出了一个堪称“神操作”的解决办法：邓家不休妻，杨家也不丢面子，干脆把杨贤怀“转嫁”给邓隆泮的亲弟弟，15岁的邓中夏。 就这么，杨贤怀从“大嫂”变成了“弟媳”，邓中夏凭空多了个“妻子”。 邓中夏是谁？他1894年出生，15岁时，早就在新式学堂里读了书，脑子里已经开始装“新思想”了。他打心底里瞧不上这种荒唐事。 可他反抗不了。在“孝道”和“族权”两座大山面前，15岁的少年只能被迫低头。 但他有自己的底线。新婚之夜，他没圆房，这是他的消极抵抗。三天后离家，这是他的积极反抗。 很多人以为，邓中夏这一走，就是彻底不管杨贤怀的死活了。 但邓中夏这个人，最牛的地方就在于，他闹革命，砸碎旧世界，但他对被旧世界碾压的个体，尤其是杨贤怀，保留了最大的温情和责任。 他虽然跑了，但给家里写信，总不忘问问杨贤怀的近况。他心里清楚，这个女人跟他一样，也是这场荒唐婚约的受害者，甚至比他更惨。 时间一晃到了1921年，邓中夏已经27岁，在外面干得风生水起。 那年11月，他到重庆讲学。在街上，他偶然看到了一架纺织机。他立马就想到了远在家乡的杨贤怀，还有大哥去世后守寡的另一位嫂子廖氏。 他想，不能让她们一辈子就这么“熬”死。女人也得有自己的活路，得经济独立。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邓中夏当即掏钱，买下了那台纺织机，托人带回湖南老家，还写信说，计划让杨贤怀和嫂子都去长沙学织毛巾、学缝纫，将来回乡办个小染织厂。 虽然这工厂最后因为种种原因没办成，但邓中夏的这份心思，在当时，就足以让人感动了。他想到的，是彻底改变她们的依附地位。 这还没完。 1922年，邓中夏做了一个更彻底的决定。 他再次掏钱，顶着家里老一辈的反对，硬是把杨贤怀送进了长沙的“务本女子学校”读书。 在那个年代，一个男人，对自己名义上的包办妻子，不打不骂已经算“仁义”了。邓中夏非但没有冷落她，反而出钱供她读书，让她学文化、见世面。 他给的不是钱，是武器。是让她能真正独立于这个操蛋的旧世界、独立于邓家的武器。 等杨贤怀从女校毕业，有了谋生能力，邓中夏才终于做了最后一步——他给杨贤怀寄去了一纸休书，正式解除了这段长达15年的荒诞婚姻。 这不是抛弃，这是解放。 他用自己的方式，把杨贤怀从“邓家媳妇”这个身份枷锁里，体面地“请”了出来，还给了她一个“自由人”的身份和活下去的本事。 邓中夏的人生，和三个女人紧紧绑在了一起，这三个女人，也映照出了那个新旧交替的疯狂时代。 杨贤怀，是邓中夏必须砸碎的“旧世界”。 她被解放后，一生没有再嫁，也没有子嗣。她晚年因为和邓中夏的继母不和，搬到了邓家祖上留下的老屋里住。 也正是因为她搬了出去，才发生了一件让人感慨万千的事。 抗日战争时期，邓家湾的主宅被日伪军烧毁了，邓家几乎片瓦不留。唯独杨贤怀住的那个老屋幸存了下来，她也因此保全了邓中夏当年结婚时用的那张雕花大床，和他求学时用过的皮箱。 这些如今成了邓中夏故居里最珍贵的文物。一个被旧制度牺牲的女人，用她后半生的孤寂，无意中为历史保留了最鲜活的见证。她1982年才去世，活了90岁。 第二个女人，李惠馨，是邓中夏矢志不渝的“爱情”。 1925年，邓中夏在广州认识了李惠馨。这是他自由恋爱的伴侣，两人1926年结婚，证婚人是刘少奇和何宝珍夫妇。 他们是革命夫妻，也是患难情侣。婚后生了四个孩子，但因为战乱和躲避追捕，这四个孩子，一个都没能保住。有的夭折，有的寄养后失散。 1932年，李惠馨被捕。等她出狱时，邓中夏早已牺牲。为了纪念丈夫，她改名李夏明——“夏”是邓中夏，“明”是光明。她终身都在寻找失散的两个孩子，但至死未果。 第三个女人，何宝珍，是邓中夏生死与共的“信仰”。 何宝珍其实是刘少奇的妻子。1932年，邓中夏的妻子李惠馨被捕后，组织上安排何宝珍与邓中夏假扮夫妻，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他们是“假夫妻”，更是真战友。 1933年，邓中夏被叛徒出卖被捕，同年9月在南京雨花台就义，年仅39岁。 第二年，何宝珍也在南京雨花台壮烈牺牲，年仅3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