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员于和伟说：“我上大一的时候，有天家里来电话，说我大姐去世了，肺癌，听到这个消息后，我愣坐着，没有眼泪，按理说那么亲的姐姐，去世了应该去哭，应该很难过，那我怎么就没有眼泪呢？” 那不是普通的姐弟情。于和伟出生在辽宁抚顺一个矿工家庭，家里九个孩子，他排行老九，母亲生他时已四十五岁，产后根本没有奶水。 刚落地的他饿得直哭，是比他大十六岁的大姐于桂芬，刚生完自己的孩子，顺势把他抱过来，左乳喂亲儿，右乳哺幼弟，就这样用奶水把他养活大。 三岁那年，父亲在矿井事故中去世，家里的顶梁柱塌了，母亲推着车街头卖红薯维生，大姐便扛起了一半的家务，夜里把他捂进暖被窝，自己缩在床边冻得打哆嗦，饿了就嚼点粗粮，把稀粥省给他喝。 他后来能走上演艺路，更是大姐一手托起来的。在抚顺话剧团跑龙套时，他不敢提考上海戏剧学院的念头，家里的条件根本供不起艺术院校。 大姐看出他的心思，硬是把自己的工资攒下来，又拉着哥哥姐姐们凑钱，大哥推迟结婚，二姐卖掉首饰，五姐甚至卖掉了女儿唯一的钢琴，才凑齐了学费和路费。 临行前，大姐把钱塞进他裤腰，反复叮嘱“好好学，家里有我们”，自己却徒步二十公里回了家，这段经历后来成了他不愿多提的哽咽往事。 那天的电话来得太突然。下午的阳光很烈，他刚从排练厅出来，汗水还没干透，口袋里的BP机就响了。 跑到公话亭接起，母亲颤抖的声音穿过听筒：“你大姐走了。”他没说话，连句“我知道了”都挤不出来，只觉得浑身的力气瞬间被抽干，挂了电话就坐在旁边的塑料椅子上，一动不动坐了三个小时。 身边同学打招呼，他听不见；有人递水，他也没反应，脑子里全是大姐喂奶的样子、夜里捂被的温度、塞钱时粗糙的手掌，可眼泪就是流不出来。室友私下议论他“冷血”，他听见了，却无力反驳，连自己都在问：怎么就哭不出来？ 后来他才知道，家人怕影响他准备期末汇报演出，那是他学业里关键的一场考试，硬是瞒下了病情的严重程度。 大姐查出肺癌晚期时，他正在排练，家里只说“小病，养养就好”。等他赶回老家，灵堂已经搭起来，冰冷的白布盖住了大姐的脸，他连最后一面都没见上。 站在棺材前，他还是没哭，就那么盯着看，直到帮忙的亲戚提醒他磕头上香，他才机械地跪下，膝盖砸在水泥地上生疼，心里却像蒙了层厚厚的棉花，连痛觉都变得模糊。 那种无泪的状态持续了好几天。 直到整理大姐遗物时，他翻出一个布包，里面是他上学时寄回家的信，每一封都被叠得整整齐齐，边角磨破了也用浆糊粘好。最底下是几张皱巴巴的毛票，还有一张他的一寸照片，背面写着“小伟，加油”。 那一刻，心口的棉花突然炸开，积压的情绪全涌了上来，他蹲在厨房角落，哭得昏天黑地，像个迷路的孩子，多年的委屈、自责、思念全随着眼泪淌了出来。 他终于懂了，不是不难过，是太难过，重得压垮了情绪的出口，只能先麻木着，再一点点消化那撕心裂肺的痛。 大姐的离开成了他心里的秤，也成了他前进的锚。后来他在演艺圈摸爬滚打，从籍籍无名到拿下影帝，无论多忙，每年都要回老家，第一件事就是去大姐的坟前看看，讲讲家里的近况、自己的新戏。 成名后，他给八个哥哥姐姐每人买了一套房，尤其对大姐的孩子，更是当成自己的孩子疼，有人欺负外甥女，他还是会像小时候那样站出来护着，就像当年大姐护着他一样。 他说“不是在还债，是在继续她没活完的一生”，这话里藏着的，是没来得及报答的恩情，是把家人护在身后的责任。 世人总觉得悲伤该有模样，要流泪，要哭喊，可真正的痛有时是沉默的。于和伟的无泪，从来不是冷漠，是亲情太重，重到让情绪暂时“罢工”；是遗憾太深，深到眼泪都不足以承载。那些藏在心里的思念，那些化作责任的恩情，远比一时的泪水更长久。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