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军统叛徒被枪毙后，妻子收尸时，却发现尸体不是丈夫，就去找大特务毛森，毛森说：“那天毙了16个，大概是弄错了！” 万里浪的汉奸之路越走越顺。1943年李士群中毒身亡，他趁势上位，出任汪伪政保局局长，在汪精卫身边频频露面，处理多项情报事务。他购置南京西路一栋带花园的洋楼，作为据点，每月十五日必设宴款待日本宪兵队军官，席间交换情报，稳固关系网。这种拉拢让他的权力进一步膨胀，行动队规模扩大，针对军统残余的追捕行动也更频繁。抗战结束前夕，日本投降在即，他察觉风向不对，匆忙通过关系向戴笠送信，表达效忠意愿，并附上上海日伪特工名册。戴笠阅信后决定暂留其用，对毛人凤表示可从中挖出更多线索，避免立即处决。 戴笠的盘算虽有长远打算，但1946年3月他飞机坠毁身亡，局面急转直下。郑介民接掌保密局，上任伊始因与万里浪有私仇，下令将其逮捕。审讯过程中，万里浪对上魏桂龙，后者已升为执法队长，当年刀伤旧恨浮上心头。魏桂龙的出现标志着轮回开始，万里浪从猎手转为猎物，昔日威风荡然无存。军统内部对叛徒的清算本就严苛，这次逮捕顺应大势，迅速推进到行刑阶段。 1946年8月15日，江湾刑场处决十六名叛徒，万里浪位列其中。郑介民的命令直接推动这一行动，围观者众多，气氛紧张。行刑由魏桂龙主导，他亲手解绑，并在过程中针对万里浪的旧伤部位开枪，第一发击中左膝，第二发命中右肩，直至第十六发后补枪太阳穴。这五枪的安排源于当年酷刑的报复，为那些死于万里浪之手的军统旧部雪恨。整个枪决过程高效而残酷，尸体草草装棺，毛森手下小特务为省事，随意将标牌系上，第二口棺上“万里浪”三字就此错位。 其他家属陆续领走棺木，只剩这口无人敢碰的孤棺搁置。万里浪妻子闻讯赶来，本想带回夫尸安葬，却掀盖发现里面躺着陌生男子，四十出头，面容与丈夫不符，下巴有旧疤，皮肤泛青。棺内血水渍迹斑斑，气味已现腐烂。她确认后立即寻毛森，后者端茶应对，平淡告知当日处决十六人，棺材或与他人调换。妻子恳求核查其他棺木，毛森建议去问其余十五家，开棺比对即可。此言虽简单，却无人响应，谁愿为汉奸掀棺，况且尸身已变质，臭气隐现。 妻子拖棺绕场叩问，第一家车夫摇头离去，第二家男子踢棺拒绝，第三家妇人挥袖赶人，逐家碰壁。雨势渐急，她淋湿衣衫，嗓子喊哑，仍无结果。那些家属多为受害者后人，对汉奸尸体避之不及，棺车辘辘远去，江湾水面波澜不惊。毛森的回应虽点出疏忽，却也暴露军统执行的草率，标牌错置本是小事，却成大憾。妻子最终空手而归，只能将陌生尸身运回乡间，这种荒唐收尾，让整个事件蒙上诡异色彩。 这次枪决并非孤例，1946年保密局对汉奸叛徒的清算浪潮汹涌，万里浪只是其中一员。戴笠生前最恨叛徒，曾下令宁错杀三千不放走一个，这种极端政策在戴笠死后延续，却也酿成诸多失误。郑介民上任后借机清除异己，魏桂龙的参与更添个人恩怨色彩。军统内部的派系斗争由来已久，万里浪的叛变曾重创上海站，如今反噬自身，体现出特工生涯的反复无常。 棺牌事件虽小，却折射出战后乱局的混乱。十六具尸体的草率处理，反映执行层面的低效，小特务的偷懒直接导致家属的煎熬。妻子叩问无果，凸显受害者间的隔阂，谁都不愿沾汉奸晦气。这种冷漠源于长期积压的仇恨，军统旧部对叛徒的厌弃深入骨髓。毛森的平淡态度，也暗示高层对这类失误的漠视，视之为家常便饭。 妻子拖棺回乡，路途泥泞，牛车屡陷，她推挽数次方动。村口村民围观低语，她选地掘坟，锄头钝响，汗泥糊脸。棺入土后竖无字碑，石面粗糙，碑前焚纸烟升。多年后，这事在特工圈传开，成为警示案例。万里浪一生从军统精英到汉奸头目，再到无名尸骨，轨迹曲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