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动西方的中国奇人，如果他早生100年，整个中国都会翻天覆地！ 1881年，英国传教士傅兰雅翻译徐涛的论文发表在了《自然》上，那年西方科学圈像被泼了冷水。论文里，徐寿质疑物理学家丁铎尔所著《声学》中关于 “有底管、无底管发出声音的震动数皆与管的长度成反比” 的声学结论，还把中国古代声学的老知识摆上国际舞台，通篇没有洋腔洋调，只有实打实的实验数据和中式逻辑。 当时英国皇家学会有人直接把论文复印件扔进壁炉，但没多久，欧洲一票学者开始翻查中国古书，试图找出徐寿嘴里的源头。国际科学界第一次认真琢磨起“中西合璧”这几个字。那段时间，伦敦的学术沙龙、巴黎的咖啡馆、柏林的讲堂里，徐寿成了热门话题。 很多年后，历史学家称徐寿是中国科技第一人。因为他不仅造蒸汽机、建造船厂，还把满满一本本西方科技书翻译成了中国字。他玩的是跨界，拼的是命。最让人念念不忘的是，如果他早生一百年，或许大清早就不是那个大清了，整张中国科技地图都会换模样。 徐寿小时候是无锡望族的“读书种子”，家里书香门第，父亲盼他中举光宗耀祖。可徐寿自小讨厌死八股文，每次背书都能把老师气得摔书。他喜欢拆钟表、画图纸，甚至会拉着村里的铁匠磨水晶做三棱镜。 别的孩子在背四书五经时，他琢磨着怎么让小钟自己报时。22岁那年，家里给他最后通牒，要么考中举人，要么自谋出路。徐寿想都没想，扔下考卷，回家拆钟表，动手做象限仪。乡里人说他脑子有病，徐寿却乐在其中。 白天跟着工匠学磨刀，晚上自己琢磨西洋轮船的结构，他翻烂了《博物新编》，还真照着书上的图纸造了个小型蒸汽机。没人看好他，家里都觉得他在瞎胡闹。可正是这些“折腾”，让他练出一身过硬的动手本事，也让他后来成了晚清最懂工程的中国人。 后来有人翻查无锡地方志，发现徐寿小时候经常和打铁的、修表的、造船的混在一块。他学了不少传统工艺，心思细腻又爱琢磨。别人只会照本宣科，他却喜欢用手去摸，用眼去看。有人说他叛逆，但这股劲儿不是为反对而反对，而是因为他实在看不惯死读书那一套。他觉得，只有把知识用出来，才能算真本事。这种执念，和当时风气格格不入，也正是他后来能闯出奇迹的底气。 太平天国内乱，西方坚船利炮横扫长江，清廷这才发现自己造不出像样的机械。曾国藩在安庆设了内军械所，四处找人造蒸汽机。没人敢接这个活，只有徐寿点头。 那会儿，他手里只有一本《博物新编》，几张西洋传教士带来的图纸，和一堆没见过世面的工匠。三个月，零件全得自己磨，螺丝一颗颗敲出来。屋里只有蜡烛和铁锤声。徐寿眼眶熬红，手上全是油泥。工人们一开始还嘀咕他疯魔，后来见他连吃饭都在画图，慢慢服气了。 四年后，“黄鹄号”蒸汽船下水，那天江面上热闹极了，连外头的洋人都伸长脖子看有人鼓掌，有人流泪，更多人根本不相信这是一群中国人干出来的事。 后来徐寿又建造了“惠吉号”军舰，还提出“开煤炼铁”等大动作。可惜清廷一听要烧钱，立刻翻脸，朝堂上有人当众拍桌子，说这种事不合祖宗规矩，徐寿气得脸色像泡了半天的茶叶，黯淡又绵软。 这以后，徐寿把精力全投进了江南制造总局的翻译馆，译著共二十余种西方科技书，内容从化学、物理到矿学、兵学，什么都不落下。他翻译《化学鉴原》，把欧洲的“periodic table”翻成“元素周期表”，还亲自制定了一套命名规则，让中国学生一看就明白。 翻译时，他常和儿子徐建寅、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围着桌子争论术语。傅兰雅回忆，他们经常为一个化学名词吵到半夜，徐寿咬着烟杆不松口，非得争出个道理才作罢。 他请来上海滩最能折腾的老师，开设实验课，让学生亲手做实验，不再死记硬背。 1881年，徐寿的论文被翻译，投给了《自然》杂志。这篇文章，不只让西方科学家哑口无言，更让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我们也能拿出自己的东西和西方掰腕子。 可惜，清廷的守旧和社会的惯性，把徐寿的很多想法卡死在半路。明明眼前有路，偏有人非要回头走老路。 参考资料： 澎湃新闻：中国第一篇《Nature》论文，140年前就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