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 年的公审大会上，黄茂才被押到场中央。听到“判处死刑”的那一刻，他突然提高声音，喊出一句让所有人愣住的话——“我冤枉，我帮过江姐。” 周围的人一片哗然，可没人敢接话。他被迅速带离现场。这次喊冤为什么能改变结局？这件事背后的故事，比现场的混乱要复杂得多。 江姐被押进监室后，黄茂才每日负责巡查。他起初沉默寡言，不敢靠近这些“重点犯人”，可每天都能看到那些被折磨得伤痕累累的人还在交谈、互相安慰。 他第一次注意到江姐，是她用微弱的声音询问另一名女同志有没有吃到早饭。简单的一句话，让他对这群人产生了不同的看法。 渣滓洞的气氛越来越紧张，守卫增加，检查更严。但黄茂才私底下却开始改变。他每次接到外出买食物的任务，都会把狱中同志写给外界的纸条藏在衣服里夹带出去，再带回外面报纸和讯息。 他知道，如果被发现，后果和革命志士没什么不同。他仍继续帮忙，因为那些纸条会让狱里的人知道战事进展，也能把家属的消息传回来。 有一次，狱中的女同志看到他穿着单薄的衬衣，悄悄把她们凑到的毛线交给江姐，由她组织大家轮流织成件毛衣。黄茂才收到那件毛衣时，愣住了。那是他第一次意识到，这些人把他当作“可以信赖的人”。他因此更加小心，把每一次接触都当作最后一次机会。 然而，他不知道自己即将错失最关键的一刻。母亲病危的消息从老家传来，他请假离开渣滓洞。等他赶回重庆时，江姐已被杀害，七天后更爆发了“11·27”惨案。 他站在空荡的牢房前，听着消息，久久不动。没多久，他因遭特务怀疑“思想不稳”被辞退。他本以为事情可以从此平静，可 1951 年，他突然被带走，罪名是“参与迫害革命志士”。 他越辩解越被视为狡辩，所有记录都对他不利。直到公审现场，绝望压得他透不过气，于是那声喊冤脱口而出，成为让办案人员重新审视他的关键。 法院开始再调查，虽未立即获清白，却捡回了一条命。 从监狱释放后，他依旧背着沉重的“历史问题”。他本想用当年的毛衣证明自己的经历，可在被抄家时，那件衣物遗失，让他失去了最有力的证据。 事情的转机，从 1981 年的一份旧档案开始。重庆烈士陵园在整理史料时，发现一段关于渣滓洞看守暗中帮助革命志士的文字，记录与他高度吻合。纪念馆工作人员主动联系他，又找到幸存的曾紫霞。 多年后重逢，曾紫霞一眼认出他，立即写下证明，说明黄茂才确实在渣滓洞多次冒险帮助革命同志。多位幸存者纷纷提供证言，事实逐渐清晰。 1982 年，法院正式撤销原判，宣布他无罪。压了他 28 年的负担终于落下。随后，他被聘为县政协委员，开始向学生讲述那段历史，把他亲眼见到的英勇事迹传递出去。 晚年的某一天，他重返渣滓洞旧址，站在曾经巡过无数次的走廊里，轻轻鞠躬。 倒推到最初的起点，他的人生从未顺遂。1925 年出生在佃农家庭的他，自小见惯饥苦。因为识字，比许多同龄人更容易被地主看中，从杂工到文书，再进入国民党特务机关。 他并非主动选择那条路，而是生活迫出的选择。直到在渣滓洞看到那些革命志士，他才第一次明白，“穷人能够有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