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洪君彦与朱一锦再婚，当时，章含之正在接受隔离审查。年仅15岁的洪晃，每逢周末只好随父亲与继母一起生活。 周末的安排形成定式后，朱一锦偶尔会在茶桌旁问起她的生活，语气没有恶意，却让洪晃无从回应。她坐在书房里写作业时，经常听见隔壁房间传来零碎的交谈声，内容夹杂着对家庭状况的讨论，这些声音让她感到陌生。父亲工作忙，常常躲在书架后批阅材料，对那些细碎矛盾并未察觉。 唐山地震发生后，北京震感明显，那天洪晃正在父亲家。收音机持续播报消息，三人围着散落在地的物品整理，谁都没多说话。那样的沉默维持了很久。她一边把东西归位，一边想母亲什么时候能回来，但没有答案。 隔离审查仍在继续，她只能照旧在两处住所来回穿梭。母亲缺席带来的空白逐渐扩大，生活细节都得自己承担。她打开抽屉找作业本，自己煮面条解决午饭，晚上在院子里拿着书走来走去。她和朱一锦的相处停留在最基本的客气，双方都难找到更合适的沟通方式。 父亲的研究占据了他的全部精力。他仍在高校讲课，对学生的论文格外仔细，但对女儿的变化反应迟缓。周末的餐桌上，他谈学术，朱一锦谈工作，洪晃听着，嘴里只有几口饭，吃完立刻回到自己的房间。相处模式被一次次重复，谁也没有力量改变。 时间越往后，生活变得像按部就班的节目。洪晃骑车往返，路上把要说的话在心里过一遍，到了家却一句也讲不出来。她清楚自己只是暂时寄居在这个家庭结构里，每周末都像完成一项任务。 几年后，彼此之间的距离没有缩短，婚姻也未能维持太久。洪君彦与朱一锦在1980年前后分开，各自重新建立生活。 朱一锦移居美国，继续艺术工作。洪君彦回到北京生活，随后与陈贤英结婚，陪着他度过后来的岁月。洪晃成年后从事媒体行业，在不同岗位中积累经验，她在多年以后提到那段时间时，用了“学会自己处理事情”这样的说法。 等到隔离审查结束，章含之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她在外交与研究机构持续担任职务，行程繁忙。她直到晚年都保持着高强度的工作节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