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国民党上将卫立煌被软禁在南京，黄埔军校校长关麟征去探望，却被门口宪兵拦住。关麟征把中将领章撕下扔在地上，骂道：“凭这个都进不去，我也不需要了。” 门外争执声不小，屋内卫立煌早已听见，坐在楼上没动。他很清楚，那是关麟征的声音。两人在军中共事多年，彼此之间的交情，并非外人能理解。关麟征性子直，这般撕章骂人，并不意外，只是卫立煌隔着厚门，只能咬紧牙关，不发一言。 关麟征走后，蒋介石又派顾祝同登门。顾祝同带来的不是问候，而是催促卫立煌赴台。他代表“最高当局”，劝卫立煌“尽快南渡”，但卫立煌并未给面子，回得干脆：“我妻子韩权华重病在床，不能动。”顾祝同上楼查看，果真见韩权华卧床不起，只得作罢。 此时的卫立煌，身边全是保密局特务，毛人凤安排人日夜看守，出门要请示，通话全被监听。他心知不能再等。过去一年，他担任东北“剿总”总司令，战场上节节失利，但败局早已注定。解放军已经控制东北绝大多数县乡，锦州一失，长春守军即刻起义，沈阳随之崩溃。那一夜，廖耀湘兵团全军覆没，卫立煌只能乘飞机撤回南京。 蒋介石震怒，却没反思自己的命令。卫立煌原本反对出兵救锦州，明知强攻是驱兵赴死，但蒋连发数电催促，根本不容质疑。卫立煌对亲信说：“非战之罪，却背千斤之责。” 他知道，保密局在做最后的安排——不是赴台，就是消失。他在沈阳战败、回京被骂，顶着“战犯”的标签走到今天。蒋介石一度信任他，把东线战事交予其手，却在败局已定之时，一脚踢开。“权力之下，哪有人情？”卫立煌心里想得清楚。 1949年春节将至，蒋介石下野，李宗仁暂代总统职务。李宗仁清楚卫立煌冤枉，为安民心，解除其软禁，命宪兵撤岗。南京除夕夜，灯笼高挂，街头热闹非凡。卫立煌把节日当掩护，将事先准备好的礼盒送到门口看守特务家中，内有金钱与食物。那些人早就松懈，这点“意思”更让他们放松警惕。 夜深，卫立煌换上便装，带家人上车，一言不发地驶出南京。他没走大路，而是从乡道绕至江边，再赶到上海。几日后，他们全家登上英国货轮，直奔香港。 蒋介石再派人找时，卫立煌已在九龙落脚。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卫立煌常念此句。他在香港日夜关注时局。新中国成立后，他写了贺电。那时很多人还在犹豫，他却落笔坚定：这是新气象，是天下之福。 1955年，卫立煌回到北京。那年春天，他走下火车，迎面是周恩来派人接站。他没有带随从，没有高帽军服，只是一身布衣。身边人说：“人虽老，骨头还硬。” 这些年，他什么都看清了。关麟征辞职后也去了香港，两人偶有通信。关麟征写信说：“黄埔出人多，忠骨少，你我算一个。”卫立煌看后没说话，信纸叠好放进抽屉。 卫立煌不常提过去，凡事只说“旧事了”。但他知道，这段历史不会随他消散，它刻在每一个做决定的夜晚里，也写在每一封他不愿送出的电报里。 这世上的将军，不是都要带兵打仗，有时候，只是坐在一间屋子里，什么都不能做，却要把住最后一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