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49年，还在美国的钱学森先生和夫人蒋英女士的一张珍贵留影。照片中，夫妇二人发型精致，衣着休闲而又华丽，钱学森先生胸前还挂着一个照相机，全身上下都透露出高薪阶层的气息。 谁也想不到，镜头外，他们已经在盘算怎样离开这份安稳，绕回那个刚刚成立的国家。 蒋英出生也算有讲头。一九一九年，她生在蒋百里家，是五个女儿里的老三。父亲是军事理论家，性子直爽，对女儿的要求也不含糊。别家闺女学女红，她被赶去学游泳、学骑马。 十三岁那年，偷偷去骑父亲的白马，马一认生就疯跑，直冲马房门口。 她情急之下抓住屋檐，人吊在空中，最后摔在地上，疼得发懵，还咬着牙不哭。蒋百里先吓得脸都白了，见没伤到要紧地方，只拍了拍她肩膀，说“这下真毕业”，算是给女儿胆量盖了一个章。 这家人一边讲兵，一边讲音乐。 蒋百里喜欢听曲子，发现小女儿整天哼唱，就一句话定了方向：学音乐吧。 家里来客也不普通，罗素、泰戈尔这样的名字，在很多人眼里是新闻，在她眼里是坐在客厅喝茶的人。小姑娘在旁边端水，听着这些人聊天，目光慢慢被拉远，心里那点从容，是在这种场景里长出来的。 成年后，她被送到德国柏林学声乐。 那时条件并不宽裕，为了上课、排练、听音乐会，经常在地铁站买个面包夹火腿，边走边啃。 她说，那几年简直像掉进音乐海洋。好景不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轰炸机一架接一架飞过城市上空，警报天天响，菜场里难见蔬菜水果，家书也断了。 她天天啃土豆，晚上肚子饿得咕咕叫，第二天照样抱着乐谱往学校跑，只给自己留一句话：不能丢中国人的脸，既然来了，就要把这点本事真学透。 靠着这股劲，她在国际女高音比赛中拿到冠军，在亚洲音乐史上写下一行字。 战后海路恢复，她在船上晃了一个多月，一九四六年冬天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上海音乐界早就盯着她。 那场演出，台前花篮一排排摆着，座位挤得连过道都站了人。 灯一打，她站在中央，一段段唱下去，全场静得只剩换气声。演出一收，掌声像潮水一样压过来，各家报纸轮流登她的照片，“金花”这个叫法就这么被喊了出来。 名气一响，酒局也跟着多了起来。那会儿正是国民党统治的末尾，空气都发闷，她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声望，把她推进达官贵人、名媛太太那一圈。 童年时常来往的钱家孩子，此时从大洋那边回国探亲。 钱学森小时候和蒋家一起吃过饭，长大后成了名校里最年轻的终身教授，身上多了一股理工男的冷静劲。 坐在剧场里看她演出，他忽然意识到，当年那个爱唱的小姑娘，已经稳稳站在灯光中心。演出散场，他去后台找她，说话一板一眼，只抛出一句话：愿不愿意跟我去美国。话不长，意思却很实在。 摆在蒋英面前，是两条路。一条是留在上海，继续唱，前途清楚；另一条是嫁给这个从小认识、现在很佩服的男人，到陌生的国度重新开始。 她看得出，这个人认准回国服务那条路，是那种拧上劲就不轻易拐弯的性子。她答应了。 外人看，这是“名将之女嫁给科学家”，风光；她自己知道，嫁的是人，也是在为将来那一步“回去”打底。 到美国之后，外人看到的，是那张一九四九年的合影里的样子：发型精致，衣着体面，胸前挂着照相机，像极了高薪阶层。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屋子里的空气却变了味。钱学森翻着中国地图，一遍遍看，嘴里反复念叨“那里需要人”。 美国国内反共浪潮汹涌，他很快被盯上，出入受限，实验室进不去，出境手续一拖再拖，发展到软禁，经常被叫去审讯。 家里电话不敢乱打，窗帘常年拉着，孩子哭都要压低声音。她守着这个家，看他摊开稿纸写公式、写《工程控制论》，心里明白，这些纸，迟早是要写回那片土地的。 一九五五年，换俘谈判尘埃落定，一家人终于登上回国的轮船。 回到国内，钱学森扎进科研一线，往基地、往荒滩去了。 蒋英站到了另一块“舞台”上。她跟着文艺工作队来到阳泉煤矿，给矿工演出。 所谓舞台，就是几块木板拼起来，周围没有布景，没有灯光，只有一片黑压压的工人。 大家刚下井，脸上挂着煤灰，抬头望向台上。她站在木板上，提一口气，把多年练出的嗓子打开，高声歌唱。曲子一收，掌声像浪一样扑过来，她后来提起这段，只说那一次声音最顺，心里也最顺。 不久，她调入中央音乐学院教书。 离开大舞台那阵子，心里难免有落差，从万人瞩目的聚光灯下走进普通教室，对面是一张张青涩的脸。 时间一长，节奏变了。 看着学生从跑调到唱准，从怯场到敢抬头，心就慢慢安稳下来。 后来，她年纪大了，学生们一个个走向更大的舞台，散在世界各地。 她九十岁生日那年，学生们从四面八方赶回北京，为她开了一场音乐会。她穿着宝蓝色中式礼服，安静坐在台下，看着自己一手带出来的歌者站在台中央放声歌唱。 灯光先落在他们身上，又顺带照到她脸上，皱纹被照得很柔和。那一晚，掌声是给学生的，也是给她一辈子守住的那口气：不娇气，不服软，也不随大流。 再回头看那张一九四九年的美国合影，就更能明白一句老话：台前多光鲜，台下就得多咬几次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