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化九年即公元1473年，陕西、宁夏、延绥三镇总督王越趁着鞑靼入寇之机，率领4000余明军从陕西榆林出师，翻越了红儿山，涉过白盐滩，两昼夜急行军800里，深入河套地区，袭击了鞑靼留在边外红盐池的老营，这一战，明军斩杀及俘虏350人。 成化初年，河套地区早已成了蒙古鞑靼部的后花园。土木堡事变后明军放弃东胜卫，黄河河套这块肥沃草原就被蒙古部落填空，先是瓦剌也先占据，后来瓦剌衰落，鞑靼部在毛里孩、满都鲁、孛罗忽等首领带领下逐渐坐大。他们把河套当成冬营和牧场，春天休养生息，秋天集结人马南下抢粮抢人，抢完就缩回河套，明军防不胜防。成化三年到成化八年，明廷三次组织大规模“搜套”，动不动就调几万京营和边军，粮草花了几百万石，结果不是扑空就是半途而废，陕西百姓苦不堪言，朝廷也耗得筋疲力骨。 到了成化九年九月，鞑靼首领满都鲁又忍不住了，率主力几万人马从河套西出，扑向安定、秦州一带抢秋粮。王越当时正以右都御史身份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坐镇波罗堡。他得到情报后一看，这不就是天赐良机吗？敌军主力西去，后方老营只剩老弱妇孺和辎重，正是“捣巢”的绝佳时机。他没请示朝廷，直接点了四千六百多名精骑（史料上实有记载四千六百余人，后世常约略说四千），总兵官许宁、周玉等将领带队，轻装急进，干粮带足，马匹选最好的，从榆林卫红山儿墩出塞。 路线就是翻红儿山（今陕西靖边北部红崖子梁一带），过白盐滩（今内蒙古鄂托克前旗境内大片盐碱地），一路向北直插红盐池（今内蒙古杭锦旗北部独贵塔拉镇附近）。两昼夜狂奔八百里，这在冷兵器时代绝对是极限行军，明军马匹累死不少，士兵也基本脱力，但王越赌的就是一个“快”字，赌鞑靼人想不到明军敢这么玩命。 九月二十七日拂晓，明军终于摸到红盐池敌营外围。鞑靼留守部队根本没料到明军来得这么快，还在睡大觉。许宁、周玉分左右两翼先冲，另有一千多伏兵从侧后杀出，三面合围。战斗结束得很快，鞑靼人来不及组织有效抵抗就被冲散了。据《明史·王越传》和《明宪宗实录》记载，此战明军斩首二百一十级，生擒一百四十五人，总计三百五十五人（后世常约略为三百五十余人），缴获马驼牛羊数万头，弓箭皮袄器械无数，焚毁庐帐数百座。明军自己伤亡极少，几乎是零伤亡大胜。 战后明军满载而归，王越没停，马上挥军西进，在韦州红城儿、三岔等地又连打几仗，把满都鲁撤退的主力也咬得七零八落。满都鲁回到河套一看，老巢被端了个底朝天，妻子儿女散失，积攒多年的家底一把火烧光，据说当场痛哭而去。从此十几年内，鞑靼部再也不敢把河套当固定根据地用了，西北边疆获得难得的喘息机会。 红盐池之战之所以能成功，核心就四个字：情报准确、决策果断、行军神速、将士用命。王越不是纯粹的文官，他早年在大同巡抚任上就带兵打过硬仗，深知蒙古骑兵来去如风的习性，所以才敢玩这种“以骑兵对骑兵、以奇袭对奇袭”的高风险打法。许宁作为一线总兵，带出来的延绥骑兵本来就以凶狠著称，两下一结合，才有了这场经典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此战直接后果就是明廷终于下决心放弃不现实的“收复河套”幻想，转而大规模修边墙。成化十年设三边总制，王越当了第一任总制，余子俊主持修了从清水营到花马池一千七百多里的榆林大边墙，把河套彻底挡在墙外。从此明蒙西北战场进入“墙外游击、墙内屯田”的新阶段，红盐池之战成了明军最后一次大规模深入草原腹地的“捣巢”行动，也被后世军事史家视为冷兵器时代农耕骑兵对游牧骑兵的绝唱。 王越本人后来因为跟大太监汪直走得太近，宪宗一死就被清算，爵位被剥，贬到安陆，弘治朝才复起，又干了几年边帅，七十三岁病死在甘肃任上。许宁呢，打完红盐池继续升官，后来调大同总兵，因为跟监军宦官不和，被迫出城决战吃了败仗，最后被革职闲住，郁郁而终。两人结局都不算好，但红盐池这一仗，实打实写进了明朝西北边防史，谁也抹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