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廷玉试探着问乾隆：“臣近八十岁了，可不可以荣归故里了？”没想到，乾隆“唰”得变了脸色，并引经据典说了一句话，张廷玉赶紧跪倒在乾隆面前痛哭流涕。 那是乾隆十三年的正月，紫禁城的红墙在残雪映衬下泛着冷光。七十四岁的张廷玉佝偻着背，朝服上的金线被岁月磨得发暗，他攥着袖中的奏折，指尖几乎要掐进掌心。 “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才是人臣最高境界！”乾隆的声音不高，却像冰锥砸在金砖地上，每一个字都带着寒意。御座上的年轻帝王微微前倾身体，目光扫过张廷玉花白的鬓角，那里还留着康熙朝南书房的墨香，雍正朝军机处的烛痕。 张廷玉的眼泪砸在青砖上，洇开一小片深色。他想起四十五年前，自己还是个三十出头的庶吉士，在南书房为康熙誊写密诏，那时候的御案上总摆着父亲张英留下的端砚——父亲是康熙朝的文华殿大学士，桐城张家的门楣就是这样用笔墨和谨慎撑起来的。 康熙五十九年那个冬夜，他从刑部侍郎任上被急召入宫，康熙指着案头堆积的刑案卷宗说：“张英的儿子，该有这般利落。”六十一年，他转任吏部，手里攥着天下官员的升降簿，康熙拍着他的肩膀道：“有你在，朕放心。”那时候的恩宠，像春日暖阳，照得他以为官场这条路，只要谨慎就能走到头。 真正的烈火烹油，是雍正朝的到来。新帝即位当夜，他就被引入养心殿西暖阁，军机处的牌子在烛火下泛着红光。“西北军务、密奏制度、《明史》修撰，都交给你。”雍正的朱批上总写着“甚合朕意”，临终前更在遗诏里写下“配享太庙”——这四个字，是清朝入关以来，汉臣从未触碰到的荣耀。 可荣耀在乾隆这里，变成了枷锁。当张廷玉颤抖着举出杨士奇、徐溥的例子时，他看见乾隆嘴角勾起的冷笑。“宋明之事，焉能比我大清？”帝王的手指轻叩御案，“配享太庙者，当与国同休，你想走，是觉得朕这里容不下你，还是觉得这太平盛世，不需要老臣了？” 这句话像一把钝刀，割开了张廷玉最后的幻想。他这才明白，自己错把先帝的遗命当成了免死牌，却忘了新帝眼里，所有的“恩典”都带着缰绳。雍正的铁券丹书，到了乾隆手里，不过是一根捆住他的绳索——捆得越紧，越显得帝王掌控全局。 接下来的一年多，紫禁城的晨钟暮鼓声里，总夹杂着张廷玉上疏的沙沙声。他写自己的老眼昏花，写自己的腿脚不便，写桐城老宅的枇杷树该修枝了。乾隆却只在奏折上批“知道了”，偶尔召见，便指着殿外的松柏说：“你看它们，哪个到了岁数就自己挪窝？” 乾隆十四年的冬天，那道允准归乡的手诏终于递到了张廷玉手里。“皇考成命，永配太庙”八个字，烫得他指尖发颤。他捧着这张“保证书”，对着养心殿的方向叩了三个头，以为终于能带着这份荣耀回家。却不知，这不过是乾隆布下的又一个局——一个让他在希望与绝望间反复挣扎的局。 乾隆十五年二月，北京城的积雪还没化尽，皇长子永璜的丧钟就敲碎了紫禁城的宁静。张廷玉的南归奏疏恰在此时递上，说“祭奠事毕，即辞驾南行”。正在丧子之痛中的乾隆，看到奏折时猛地将茶盏掼在地上：“朕尚在哀戚，他倒急着走——是嫌朕这里的哭声吵了他的还乡路？” 圣旨如冰雹般砸向桐城。历代配享太庙大臣名单被扔到张廷玉面前，墨迹淋漓的朱批质问他：“看看这些名字，哪个不是死而后已？你活着就想归田，是要让后世说朕刻薄，还是说你张廷玉不配这太庙香火？”他吓得连夜上疏，求罢配享，只求留条性命。 可乾隆要的，从来不是他的“请辞”，而是彻底的驯服。伯爵被革去时，他正在整理雍正赏赐的玉如意；追回御赐匾额时，他刚写完给儿子的家书；连女婿朱荃当年匿丧赴任的旧案都被翻出，抄家的差役踹开朱家大门时，张廷玉正在桐城老宅的天井里，看着一只蜘蛛结网。 那几年，张廷玉活得像个惊弓之鸟。京城来的每一封书信，都让他彻夜难眠；地方官路过桐城的每一次拜访，都让他冷汗直流。他捐了十万两银子赎罪，可乾隆的谕旨还是隔三差五送到——有时是斥责他门生在地方“行事乖张”，有时是质问他为何不“感念皇恩，闭门思过”。 乾隆二十年四月，桐城的枇杷树刚结出青果，八十四岁的张廷玉终于在恐惧中咽了气。消息传到京城，乾隆沉默了许久，下旨辍朝三日，恢复其配享太庙资格，谥号“文和”。 就像一场精心编排的戏，开场时锣鼓喧天，落幕时曲终人散。张廷玉想要的荣归故里，终究成了一场空；乾隆想要的帝王威严，却在他死后，用那道恢复配享的圣旨，轻轻盖了过去。只是没人知道，当张廷玉的牌位被请进太庙时，那冰冷的木头里，是否还留着他晚年的颤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