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北大才女王承书留下一封信，便抛下丈夫孩子离开，从此杳无音讯。直到17年后，她顶着满头白发回来，孩子们抱着她失声痛哭：“母亲啊，这些年辛苦你了！你是我们的英雄！” 这个名字如果不看照片，绝大多数人会以为是位男士，王承书，名字是曾留学国外的博士父亲按儒家经典取的，出身名门，满身书卷气，可就是这样一位甚至可以说从小有些体弱的“大小姐”，硬是活成了一块沉默却坚硬的基石。 18岁考燕京大学物理系，全班唯一的女生，拿“金钥匙”奖、获“斐托斐”名誉学位，去美国密歇根大学深造，拿巴尔博奖学金，甚至被诺贝尔奖得主乌伦贝克视为极为看重的合作伙伴。 如果按照这个剧本走下去，世界物理学界早就多了一颗耀眼的明星，诺贝尔奖也并非遥不可及，但在王承书的人生字典里，“选择”从来不是为了利己，1956年正是国家一穷二白最需要人的时候，她把在美国唾手可得的荣华富贵和顶级科研环境抛在身后。 拖家带口回到了这个正待重建的家园，那句“我愿意”，成了她后半生重复最多次、分量却最重的承诺，回国刚没多久，日子稍微安稳点，钱三强就找上门了，国家要搞原子弹，铀同位素分离技术一片空白，需要人去填坑。 这意味着什，意味着她得放弃那个离诺奖一步之遥的专业，一切归零，从头学起，对于一个成熟的科学家，这种“自废武功”式的转行近乎残酷，钱三强心里也没底，铺垫了一大堆困难，结果王承书连那个著名的“考虑考虑”流程都没走，当场就给了三个字：“我愿意”。 既然没人懂，那就我去学；既然是空白，那就由我来填，谁知仅仅两年，当她在新领域刚摸索成行内权威时，钱三强又硬着头皮来了，这次情况更糟，苏联专家撤了，带走了图纸资料，留下的是根本没建完的铀提炼厂和一个烂摊子。 国家需要她再次转行，去搞更冷门、更机密的核扩散理论，还得离开北京，去大西北的兰州，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丈夫和孩子，这次又是“连根拔起”式的变动，还要面临长期的家庭分离，王承书的回答依然没有一丝迟疑，还是那句“行”、“我愿意”。 那一夜，她给家里留下一封语焉不详的信，转身就消失在了茫茫人海，这一走就是17年，在那个后来被称为“504厂”的地方，曾经爱穿旗袍的才女，换上了粗布工装和笨重的劳保鞋，面对变成“废铁”的苏联设备，面对连计算器都没有的窘境。 她带着人用最原始的笔和算盘，日夜不停地在一堆枯燥的数据里“刨金子”住的是帐篷和简陋宿舍，水电得省着用，戈壁滩的风沙把她的青丝熬成了白发，在那段隐姓埋名的日子里，她唯一的慰藉，就是口袋里那张被摩挲得发皱的孩子照片。 多少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她是靠着这张照片，在那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撑下去的，这种近乎苦行僧般的坚持，硬是把那个著名的“批示”逼了出来，1964年1月，当第一批高浓铀成功产出，毛主席批下“已阅，很好”四个字。 中国成为第五个掌握这项技术的国家，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发进度因此整整提前了113天，直到1978年，组织考虑到她年事已高，才让她告别了20年的集体宿舍生活，回到北京时，孩子们看着眼前这个头发花白、衣着朴素的老人，几乎不敢相认。 那个曾经优雅的母亲，早已为了国家熬干了心血，可即使回到了机关，她也没闲着。到了1973年，她又提出了激光分离法，这可是能在以后大显身手的技术，为了兑现当初“隐姓埋名”的承诺，那些由她担任首席专家编写的教科级科研书籍，她死活不肯署名。 她说，事情做成了就好，名字不重要，1994年6月，这位被誉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女功臣”的老人走了，享年82岁，整理遗物时人们发现，她把省吃俭用积攒的10万元存款和3万元国库券全捐给了“希望工程”，剩下的一点钱交了最后一次党费。 从燕园才女到西北荒漠的“工人”王承书一生都没怎么替自己打算过，她没有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却在科研的荒原上为民族劈开了一条生路，她甚至都没怎么给后人留下只言片语的豪言壮语，留下的，只有那个早已隐入尘烟的背影，和那三声震耳欲聋的“我愿意”。 信息来源：中央电视台纪录片《国家记忆》 人民日报专题报道《王承书：隐姓埋名的核物理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