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陈永贵的第一任妻子李虎妞去世后，经人介绍，昔阳县大寨村妇女宋玉林成为了陈永贵的第二任妻子，从1966年成亲到1986年陈永贵病逝，两人在一起生活长达20年之久。 二十载寒暑更迭，黄土高原上的窑洞见证了两个苦出身的人，如何用彼此的温度焐热了岁月的寒凉。 宋玉林总说自己是“劳碌命”。天不亮，她就摸黑起身，灶膛里的火苗舔着锅底，映得她眼角的细纹忽明忽暗。几个孩子在土炕上翻了个身，她赶紧把快要烧着的柴火往里推了推，生怕火星溅到炕席。这是她嫁入陈家后的日常，也是她前半生的缩影——从十八岁给部队缝军衣扎破手指，到带着妇女们在冻土里挖渠，再到如今操持一大家子的吃喝拉撒，她的手似乎永远停不下来，掌心结满的厚茧，是岁月刻下的勋章。 陈永贵第一次注意到这个女人，是在县劳模会上。她坐在台下第三排，穿着打补丁的蓝布褂子，手里紧紧攥着个粗布帕子。他在台上讲大寨的梯田，讲狼窝掌的石头如何变成耕地，她听得眼睛发亮，巴掌拍得最响。后来才知道，这个叫宋玉林的妇女干部，带着姐妹们在乱石坡上修路时，曾为了抢工期，三天三夜没合眼，硬是把崎岖山路修成了通途。 1965年的冬天格外冷。李虎妞的突然离世，让陈永贵的窑洞彻底没了烟火气。他是大寨的主心骨，白天带着村民在地里刨食，晚上开会到深夜，回到家，两个孩子蜷缩在炕角哭着要娘，冷锅冷灶像块冰疙瘩。领导来了，拍着他的肩膀说“家里得有个主心骨”；村民来了，提着篮子送干粮，“永贵哥，你不能垮”。媒人踏破了门槛，说的姑娘一个比一个年轻，他都摆手，“我这天天不着家，别耽误了人家好闺女”。 谁也没想到，这桩婚事会落到宋玉林头上。媒人把话传到她耳朵里时，她正在给孩子缝棉袄，针尖猛地刺破了手指，血珠滴在蓝布面上，像朵小小的红梅。“陈书记？”她摇摇头，“我一个二婚带娃的，咋配得上他？”媒人跑了三趟，她推了三回。陈永贵那边也犯嘀咕，自己大她十三岁，一年到头泡在地里和工地上，“人家跟我来，不是享清福，是来遭罪”。 直到那个雨天，两人在大队部屋檐下碰了面。他看着她裤脚的泥点和手上的老茧，她看着他磨破的解放鞋和补丁摞补丁的袖口，没说啥客套话。“你家娃多大了？”她先开了口。“大的十岁，小的六岁。”他答。“你家地够种不？”“还行，就是人手紧。”——苦日子熬出来的人，懂的就是这份实在。 1966年开春，没红绸，没鞭炮，宋玉林抱着铺盖进了陈永贵的窑洞。炕上铺了层新炕席，是她连夜编的；灶台上摆着四个粗瓷碗，是她从自家带来的。她把陈永贵的两个孩子拉到跟前，“以后我就是你们的妈”，又把自己的娃推过去，“快叫爸”。孩子们怯生生地开口，窑洞里的冷清，一下子就被这声“爸”“妈”捂热了。 婚后的宋玉林更忙了。早上天不亮就起来，先给孩子们做早饭，再去地里挣工分，中午回来喂猪、缝补，晚上哄睡了孩子，还要给陈永贵烧洗脚水。有人打趣她“现在是陈书记夫人了，咋还下地一身泥？”她擦着汗笑，“我本来就是农民，离了土活不成”。有一回陈永贵从北京开会回来，带了块花布，她没给自己做衣裳，剪了给几个孩子各做了件小褂子，“娃们穿着，比我穿好看”。 陈永贵话少，疼人却在实处。她起早了，他会悄悄把灶膛的火捅得更旺；她腰疼了，他晚上会默默给她揉半天。他去北京当副总理那几年，有人劝她进城，“城里条件好，不受罪”。她摇头，“村里托儿所几十个娃呢，我走了谁管？”她守着大寨的窑洞，守着一群娃，也守着他心里最踏实的根。 1986年，陈永贵在北京走了。宋玉林赶到医院，摸着他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的手，没哭，只是说“回家吧，回大寨”。回到窑洞，她把他的照片摆在炕头，每天擦一遍，就像他还在时一样。组织上要给她安排城里的房子，她不要；要给她发生活费，她摆手，“我还能动，能下地，能干活”。她照旧每天扛着锄头下地，照旧去托儿所接送孩子，有人问她想不想陈书记，她就望着狼窝掌的方向，“他在那边看着呢，咱大寨人，不能偷懒”。 2018年春天，92岁的宋玉林在大寨的窑洞里闭上了眼。出殡那天，村里的老老少少都来了，队伍从村头排到村尾。有人举着她当年得的劳模奖状，有人抱着她缝过的小棉袄，有人念叨着“宋大妈待我们比亲妈还亲”。没人叫她“副总理夫人”，大家都喊她“玉林婶”——那个从苦水里泡大，用一辈子的辛劳和善良，温暖了一个家，也温暖了整个大寨的普通妇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