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地主徐裴章被判死刑，行刑时，他已经绝望，谁知地委书记却派人送来一封信：“徐裴章对革命有功，枪下留人！” 徐裴章是安徽宿松县本地人，从小在富裕家庭长大，成年后继承了家族的大片土地。这些田地主要集中在县城东门外五里墩附近，那里是肥沃的农田。他雇了很多佃农给他们种地，自己收租子。那些年，租子收得很重，佃农们辛辛苦苦干一年，到头来交完租子剩不下多少粮食。徐裴章还经常因为租子的事和农民起冲突，有人交不起，他就派人去收账，甚至用强硬手段。村里不少人因为欠他的钱而卖地卖房，生活陷入困境。他在当地积累了不少怨恨，大家都说他仗势欺人。解放前，他还当过国民党政府的田粮股长，利用职位多收税款，中饱私囊，进一步加重了百姓负担。土改运动一开始，群众就把他这些事抖落出来，定性为恶霸地主。 宿松县在安徽西部，靠近湖北，那地方历史上就是多山多水的农村。徐裴章的家是个大院子，周围有高墙，里面住着老婆孩子和长工，总共十来口人。外人一般进不去他的家门，因为他警惕性高。身为地主，他不光管土地，还参与地方事务，经常和国民党官员打交道，交换些好处。比方说，税收的时候，他会多扣农民的份额，把多出来的部分据为己有。村里有人因为税重而抗议，他就叫人教训他们，导致一些家庭破碎。这样的行为在当地积累了很多民愤。1951年春天，土改和镇反运动如火如荼，县里组织群众大会，大家纷纷揭发他的问题。公安把他抓起来，关进看守所。外面传言说他肯定活不成，因为像他这样的人在那个时代下场通常很惨。 中原突围是1946年夏天的一场重要战役，那时候国民党军队围堵中原解放区，新四军部队被迫突围。张体学当时是鄂东独立第二旅的政委，赵辛初是政治部主任。他们带队在鄂东打游击，结果队伍被打散，只剩他们两人从黄梅县退到宿松地界。宿松当时还在国民党控制下，到处是军警和土匪设的卡子，搜捕革命人员。两人身上带着手枪，外地口音，寸步难行。他们在野地躲了几天，饿肚子，衣服湿透。赵辛初想起徐裴章，因为他哥哥以前和徐有交情，知道徐虽然是国民党官，但对旧政权不满。两人决定冒险去找他帮忙。 张体学和赵辛初找到徐裴章家后，徐同意帮忙。他对外说自己生病，不见客，关门三天。期间，他给两人提供吃喝，让他们在家里藏身。风头过去点，他就去长山乡找关系，开出假通行证。又找剃头匠帮两人改变模样，剃胡子剪头发，换成商人打扮。7月12日凌晨，他带儿子在菜园挖坑埋掉军装和手枪。然后拿出长衫和礼帽给他们穿上，亲自提灯带路，走小道到太湖边的徐家桥。那里有小船，两人坐船去安庆，转道南京，找到董必武，安全撤到解放区。这件事对张体学来说是救命之恩，后来他还写信感谢徐，邀请他去政府工作，但徐因为家事推辞了。 1951年3月，宿松土改正热烈进行。徐裴章被举报出来，公安抓他进看守所。县里风声说他要吃枪子儿。他的大儿子赶紧去湖北找张体学求救。张体学没耽搁，写了三封信。两封给宿松县干部，说按党的政策，立功者可赎罪，徐当年帮了大忙，量刑该从宽。一封给徐安慰。张体学回忆起1946年的事，那时他们两人差点被抓，多亏徐帮忙脱险。县委书记滕野翔收到信，不敢怠慢，带信去安庆地委汇报。法院重审时，考虑政策，如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坦白从宽，将功折罪。 法院在9月7日改判徐裴章十五年徒刑，从轻处理。后来他身体不行，准许保外就医。1954年农历十一月，他在家里病故。子女说他临终还念叨政府的宽大，叮嘱他们记住恩情，老实跟着党走。这个案子体现了党的政策灵活性，对有功人员网开一面。张体学后来成了湖北省委书记，他没忘旧恩，积极干预。赵辛初也升为湖北省长，两人对徐的帮助一直记在心上。类似案例在土改中不多见，反映了革命队伍的恩怨分明。 土改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大事，目的是推翻地主阶级，分田给农民。宿松县作为安徽边境农村，地主势力强，运动开展得彻底。徐裴章这样的地主被定为恶霸，主要是因为解放前欺压百姓。比方说，他收租时不讲道理，农民少交就遭殃。镇反则是打击反革命分子，徐被抓进去后，审判很严格。最初判死刑，是因为群众控诉多。但张体学的信改变了局面。那信详细写了1946年的救助过程，证明徐对革命有贡献。政策上，党强调区别对待，对有过功劳的从宽。这避免了冤案，也教育了干部。 张体学是革命老干部，参加过长征，在鄂东打游击多年。1946年中原突围是关键一仗，中原部队牵制国民党主力，为其他解放区争取时间。张和赵在那次突围中险象环生，徐的帮助让他们安全返回。解放后，张写信给徐，表示感谢。但徐没去政府任职，留在本地。没想到几年后，自己落难，又靠张救命。这事流传开来，成为当地传说。徐的子女后来生活安定，没受太大影响。党的政策在这里起了作用，没一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