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成的受降供词，其书法水平还是可以的，只是供词写完9天后被老谋深算的曾国藩处死，红笔处由曾国藩改动后再抄写送往京城，可见曾国藩胆子也肥，此供词于100年后由曾国藩后人于台湾公布于众。 1963年台湾公布的供词原稿里，每页都有曾国藩的红笔批注。 有的字被整个圈掉，墨迹浓得像要把纸戳破；有的句子旁边画着波浪线，旁边还粘着未干的墨点——这些改动，藏着比供词本身更复杂的故事。 咱们先看写字的人。 李秀成从广西金田村跟着洪秀全起兵时，还是个小兵，后来一路打到江苏、浙江，手里攥着几十万太平军，成了太平天国后期的顶梁柱。 天京城破那天，他把自己的战马让给幼天王洪天贵福，自己牵了匹杂毛马殿后。 跑到方山脚下，被几个村民认出来。 有人说他当时想躲进山洞，被村民拦住；也有人说他看见湘军旗帜时，突然勒住马，就那么直挺挺地坐在马上等——没反抗，没求饶，像等着一个早就知道的结局。 被押到曾国荃营里时，这位湘军将领气得拿刀往他身上戳，血顺着囚服往下滴，他却盯着曾国荃的眼睛说：“你我都是带兵的人，各为其主罢了。” 后来曾国藩来审他，没动刑，只递了纸笔：“写吧，写清楚你们怎么从广西打到江南的，或许能留你一命。” 他就真的写了。 每天跪在囚笼里，膝盖下垫着块破布，借着从栅栏缝里透进来的光写。 左手按纸，右手握笔，手指被镣铐磨出红印，写得慢了就甩甩手腕，继续往下写。 一写写了十天，五万多字，纸堆在角落里，比他坐着的囚笼还高。 有人说他是贪生怕死，想靠招降书换活路。 可翻开供词（哪怕是被改过的版本），没几句是给曾国藩表忠心的。 他写洪秀全晚年躲在宫里，把“天国”当自家产业，用金子做马桶；写洪仁玕刚到天京就封“干王”，没带过一天兵，却要指挥前线将领，气得陈玉成、李世贤等人私下骂“书生误国”；甚至写淮军打仗“只敢放枪，不敢近身”，遇上太平军白刃冲锋就往后退——这些话，哪像是求人的？ 倒像是在跟谁赌气：“你们说我们是‘长毛反贼’，那我就写清楚，我们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的——不是败给你们，是败给我们自己。” 曾国藩拿到供词时，连夜用红笔改。 删了他写“曾国藩亲口说‘不杀我’”的段落；删了“百姓一开始给我们送粮食，说‘太平军来了有饭吃’”的句子；连那句批评淮军的话也划掉了——怕朝廷怪他私下许诺，怕百姓知道太平军不全是坏人，更怕李鸿章看见后找他麻烦。 可他偏偏留下了李秀成骂洪秀全、骂洪仁玕的内容。 大概觉得这些话能证明“长毛贼”内讧，活该灭亡。 却忘了想：一个人临死前，花十天时间写五万多字骂自己人，是恨到了骨子里，还是想给后人留个“真相”？ 九天后，曾国藩没等朝廷批复，直接下令处死他。 有人说曾国藩怕他翻供，怕供词里没删干净的话传出去；也有人说，他从那些密密麻麻的字迹里，看见了一个比自己更懂“忠诚”的对手——这种对手，不能留。 一百年后，供词原稿在台湾公布。 那些被红笔划过的痕迹，那些没来得及改的别字，突然让这个“反贼”变得具体起来。 他不是史书里那个脸谱化的“叛徒”，也不是完美的“英雄”。 只是个在时代洪流里挣扎过的普通人：打过胜仗，也败过阵；忠诚过自己的“天国”，也失望过它的腐朽；到最后，用一支笔，在生命的最后十天，给自己挣了个“没白活一场”的交代。 现在再看那份供词的字迹，行草里带着股韧劲，行距整整齐齐，像他当年排兵布阵时的军令——一笔一画，都想写得清清楚楚。 可历史哪有那么多“清楚”？ 那些被涂改的字句，那些没说出口的话，反而比任何“定论”都让人难忘。 李秀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或许连他自己也说不清。 但至少，他用最后十天的笔墨证明：有些东西，比命还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