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登不死会改变东吴的命运吗？ 孙登若在世，东吴的朝局或许会是另一番模样，但这改变绝非简单的“贤君继位则国昌”。 他的存在，更像一根微妙的平衡木，一端是孙权晚年的权力焦虑，另一端是江东士族的政治诉求，而他本人，则是被儒家礼教捆住手脚的理想主义者。 孙权对这个长子的感情始终夹杂着忌惮。 孙登十岁封王太子，身边环绕着诸葛恪、张休、顾谭等江东士族子弟，太傅张昭教他读《汉书》，支谦授他佛经，连周瑜之女都成为他的妃嫔。 这种成长环境，让孙登天然成为士族集团的代言人。 黄武年间，孙权迁都建业，命孙登镇守武昌，表面是历练储君，实则是将他与江东本土势力隔开——陆逊虽为托孤重臣，却也是江东士族领袖，孙权让孙登在武昌“总理宫府事”，何尝不是想看看这个太子能否摆脱士族的影子？。 嘉禾三年的歉收是试金石。 孙登面对盗贼蜂起，没有照搬孙权惯用的严刑峻法，而是“明定科令，有犯必罚，群下畏服”。 这种刚柔并济的手段，既稳住了局势，又避免了激化矛盾。 但正是这种“仁厚”，让孙权不安。 晚年的孙权愈发相信“用法严峻则臣下畏服”，他宠幸校事吕壹，纵容其监察百官，甚至默许构陷陆逊外甥顾谭。 孙登却多次为受冤大臣说话，临终上疏直言“法令繁滋，刑辟重切”，要求“宽刑轻赋”。 这种与父亲治国理念的根本冲突，注定了他即使继位，也难以延续孙权的集权路线。 更微妙的是后宫之争。 孙登的养母徐夫人因嫉妒被废，孙权宠爱步夫人却始终不立后，群臣十余次奏请“母以子贵”，孙权一概否决。 这不是简单的宠爱问题——太子若无嫡母身份，继位合法性就大打折扣。 孙权宁可让太子之位悬在“庶出”的阴影里，也要打压士族试图通过“立后”巩固孙登地位的企图。 直到孙登临终前，还在疏中委婉提及“愿陛下留意，臣死无恨”，可见他至死都明白，自己的储君之位从未真正稳固。 如果孙登活到孙权驾崩，最可能的剧本是：他以“仁德”收拢士族人心，却不得不面对孙权埋下的定时炸弹。 赤乌年间，孙权已开始扶持孙和、孙霸，刻意给予鲁王等同太子的待遇，这种“二宫并立”的局面，本质是帝王制衡之术。 孙登若在，孙权或许不会明目张胆挑起内斗，但会否暗中支持其他皇子？看看孙登对孙和“亲敬如兄，常有让心”的姿态，便知他早已看透父亲的猜忌。 儒家教育让他不可能像曹丕那样弑弟夺权，只会用“泰伯让贤”的方式保全宗族，这种退让反而会让孙权更认定他“软弱”。 东吴的根本危机，在于孙氏皇权与江东士族的权力博弈。 孙权晚年屠戮暨艳、流放张温，本质是寒门帝王对士族垄断的反击。 孙登的仁厚，恰恰是士族希望的“守成之君”，但这种温和改革必然触及孙权遗留的酷法体系。 比如吕壹虽在孙登生前被诛杀，但其背后的监察制度并未废除，孙登若推行“宽刑”，势必遭遇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扑。 更棘手的是经济问题——东吴后期屯田制崩溃，宗室豪族兼并土地，孙登镇守武昌时“避良田射猎”的善举，终究无法解决根本的土地兼并。 最关键的是，孙登的早逝，让孙权失去了最后一丝克制。 赤乌四年孙登病逝，次年孙权就册封孙和为太子、孙霸为鲁王，彻底打开潘多拉魔盒。 如果孙登活着，孙权或许不会在七十一岁高龄时，因“太子庙祷”事件彻底癫狂——当年孙登为劝孙权节哀，曾在孙虑病逝后亲赴建业，这种父子间的情感纽带，多少能延缓孙权的昏聩。 但孙权对权力的贪恋，连亲子都不放过——他明知孙登的长子早夭，仍在孙登死后刻意打压其幼子孙英，最终导致孙英被孙峻逼死。 这种帝王心术，岂是一个“贤太子”能化解的？。 或许，孙登的最大价值，在于他活着时维系的脆弱平衡：士族因他而安分，孙权因他而保留一丝理智，朝外有陆逊镇守武昌，朝内有太子调和矛盾。 但这种平衡如同走钢丝，孙权的每一次猜忌、士族的每一次施压，都可能让孙登坠入深渊。 他的《临终上疏》里，Recommend的诸葛恪、羊衜后来都死于内斗，举荐的陆逊在他死后两年被逼死——这些伏笔早已写明，仅凭一个太子的德行，终究托不起孙氏皇权与江东士族的千年恩怨。 东吴的衰落，始于孙权晚年的权力失控，而孙登的早逝，不过是让这辆失控的马车提前冲进了悬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