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被迫“退休”后的赫鲁晓夫在莫斯科郊外一所别墅内过起了闲云野鹤的生活，他每个月有500卢布作为抚恤金，有时家里人还会来看他，他非常高兴，享受着天伦之乐。 在退休后的第一个早晨，赫鲁晓夫醒来时习惯性地等待秘书送来文件，但最后却只等到一碗凉掉的燕麦粥。 当时他就急了，把粥碗摔在地上：“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然而侍卫站在门口，面无表情地回答：“您现在只是领退休金的公民赫鲁晓夫。” 退休后的他被安置在莫斯科郊外彼得罗沃-达尔涅耶的一幢木质别墅里。 虽然这里环境不错，有松林和草坪，但每个出口都有克格勃把守。 而他那部曾经能直通克里姆林宫的电话，现在成了单线接听的摆设，只能接听，不能打出。 刚开始最初的半个月，赫鲁晓夫整天坐在椅子上发呆。 而且有时会突然站起来大喊：“我要开会！叫部长们来！” 但得到的只有沉默。 那段时间他睡不着觉，需要大量安眠药才能勉强入眠，到了白天则像个幽灵一样在别墅里游荡。 而且赫鲁晓夫的退休生活有着严格的规定。 他每月领500卢布退休金，有一辆国产专车，但行动范围被限制在别墅周边。 如果想见老朋友，需要层层审批，虽然通常都会被拒绝。 而且他的日常生活单调得令人窒息。 每天早晨，他会在别墅周围的松树林里散步，身后总跟着克格勃特工。 有一次，他故意走到树林深处，特工立即上前“劝返”：“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该回去吃药了。” 而下午他常听收音机，这成了他了解外界的唯一窗口。 但有意思的是，他最喜欢听的是西方电台，而这些正是他当政时明令禁止的“敌台”。 有时听着听着，他会突然关掉收音机，自言自语道：“这些资本家又在胡说八道！” 而转折点发生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 当时赫鲁晓夫对儿子谢尔盖说：“我要写回忆录，不能让他们把一切都扭曲了！” 家人给他买了一台录音机，他开始了秘密的口述工作。 于是每天，他像上班一样在花园里边走边说，讲述斯大林时代的内幕、古巴导弹危机的真相。 而且为防窃听，他常借散步之名到树林深处录音。 但是克格勃很快察觉到异常。 一天，官员佩尔谢突然到访，直截了当地警告：“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请停止写作并交出手稿。” 然而赫鲁晓夫愤怒地反驳：“我身为苏联公民，有权写回忆录！” 之后这次冲突让他心脏病发作。 但康复后，他更坚定地继续写作，仿佛这是一种特殊的反抗方式。 但是问题来了如何将手稿送到国外成为难题。 就在这时，英国记者维塔利·路易出现了，这个神秘人物既是记者，又与克格勃有联系。 赫鲁晓夫之子谢尔盖与路易达成协议：回忆录在西方出版后，稿费由路易支配。 当时的手稿被微缩胶片隐藏，通过外交邮袋寄往西方。 1970年，当《赫鲁晓夫回忆录》在欧美出版的消息传来时，克里姆林宫震怒。 之后他们强迫赫鲁晓夫发表声明，称这本书是“伪造”的。 虽然赫鲁晓夫在压力下签了字，但私下对儿子说：“至少真相保住了。” 赫鲁晓夫晚年最让人意外的是他对过去的反省。 他三次邀请雕塑家恩斯特·涅伊兹维斯特内，就是那个曾被他当众羞辱的艺术家。 前两次邀请都遭拒绝。 第三次，赫鲁晓夫在电话里说：“我承认当年对您粗鲁，如果现在能见面，我会恳求您的宽恕。” 这份诚意打动了艺术家，涅伊兹维斯特内最终同意为他设计墓碑。 赫鲁晓夫对家人坦言：“我一生犯过很多错误，对很多人不够尊重。 权力让人盲目……”这种反省，在他当权时是不可想象的。 1971年9月，赫鲁晓夫心脏病复发。 在医院里，他已不能说话，只能用点头摇头回应医生问题。 他的葬礼简单得近乎寒酸。 当时棺木由普通大轿车运送，下葬时下着小雨，只有家人和少数朋友送行。 而苏共仅送来一个花圈，甚至没有一位现任领导人出席。 但讽刺的是，被他曾经羞辱的涅伊兹维斯特内，却为他设计了着名的黑白大理石墓碑，一半黑一半白，象征着他矛盾的一生。 赫鲁晓夫退休后的七年，看似是软禁，实则是他一生中最自由的时光。 在位时，他是体制的囚徒；退位后，他反而获得了思想的自由。 他用回忆录完成了对权力的最后抗争，用反省实现了自我救赎。 或许，对他而言，这七年比执政的十一年更有意义。 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终于可以像普通人一样思考了。” 在这个意义上，退休不是终结，而是另一种开始。 主要信源：（《赫鲁晓夫全传》——中国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