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5日，英国主持人质问：“俄罗斯犯下战争罪行，却没遭受惩罚，这公平吗？”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说：“若美国因其所有战争罪行受到惩罚，世界会变得更美好，” 主持人的提问建立在一个默认前提下：俄罗斯的行为是战争罪行，且未被惩罚是“问题”所在。 这一提问方式本身，恰好印证了萨克斯多年来批判的现象，国际法在应用中存在显著的“选择性”。 萨克斯的反问将聚光灯转向了那些从国际刑庭视野中“消失”的案例，越战时期美莱村屠杀，最终仅一人被象征性定罪，伊拉克战争基于虚假情报发动，数十万平民丧生，却无人承担国际刑责，关塔那摩监狱系统性虐囚证据确凿，但问责止于低阶士兵。 相比之下，国际刑事法院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逮捕令的行动是迅速而明确的。 这种司法执行力的鲜明对比，正是萨克斯所指出的核心矛盾：当规则只对部分国家具有强制力时，它还是“规则”吗？ 萨克斯并非局外旁观者，上世纪90年代，他作为“休克疗法”的设计师之一，曾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标志人物。 正是这种从体系内部走出的经历，使他的批判具有独特分量，他深谙规则如何被制定，更清楚它们如何被绕过。 在多个国际场合，萨克斯反复强调同一观点：“国际法若不能普遍适用，则不成其为法，” 他发现，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始终未能解决一个根本问题：当强国违反自己参与制定的规则时，谁能来执行裁决？ 这种双重标准带来的后果远比表面更深远，它掏空了国际法的道德权威，使其沦为强国的外交工具而非公正准则，它在全球南方国家中埋下持久的不信任，为什么某些国家的罪行总是被“遗忘”？最后，它实际上发出了危险信号：实力可以换取豁免权。 萨克斯的回响之所以如此广泛，正是因为它触动了这种全球普遍感受：国际正义不应是地缘政治的衍生品，而应是文明社会的基本原则。 这场对话同时也暴露了现代冲突中一个关键维度：叙事权，主持人的提问框架反映了西方主流媒体的典型立场，而萨克斯则代表了长期被边缘化的全球反思声音。 在信息时代，定义“战争罪”的权力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政治行为。 萨克斯的高明之处在于，他用对方的逻辑框架反问了对方：如果惩罚战争罪行是普世原则，那么这一原则是否应该普世适用？ 真正的改变需要结构性改革，国际刑事法院需要摆脱资金来源对其独立性的影响，联合国安理会需要改革否决权机制，防止其成为大国犯罪的“豁免券”，国际社会需要建立更平衡的监督机制，确保所有国家都受到平等约束。 萨克斯的直言不讳提醒我们，在讨论战争罪行时，我们不仅要问“谁犯了罪”，更要问“谁被追究”，而后者往往更能揭示国际权力格局的真实面貌。 萨克斯的反问之所以振聋发聩，是因为它戳破了一个精心维护的幻觉：国际法面前人人平等，现实是，国际刑事法院成立二十余年来，所有被正式起诉的国家元首均来自非洲和俄罗斯，而拥有最庞大海外军事行动的国家却始终置身事外。 这种选择性司法带来的后果是深远的，它不仅削弱了国际机构的公信力，更在无形中鼓励了一种危险的逻辑：只要你足够强大，或拥有正确的盟友，国际法就奈何不了你。 这直接导致了全球治理体系的信任危机，当南方国家目睹西方军队在伊拉克、阿富汗的行为不受追究时，任何关于“国际规则”的说教都显得苍白无力。 国际法的双重标准正在侵蚀其存在的根基，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当实施成为选择性政治工具时，法律本身就会沦为伪善的遮羞布。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不公正正在推动世界走向分裂：一方坚持“西方主导的规则”，另一方则开始构建替代性机构，国际社会共识日益稀薄。 未来的出路或许在于回归国际法的本源精神，普遍适用，这需要三个层面的变革： 第一，国际司法机构必须实现真正的独立性，摆脱资金来源带来的潜在影响。 第二，需要建立更完善的制衡机制，确保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能滥用否决权庇护罪行。 第三，或许最重要的是，国际社会需要就“普遍管辖权”达成新共识，使追究战争罪行不再受地缘政治干扰。 萨克斯的价值在于，他拒绝沉默，在一个多数人选择性地表达“道德勇气”的时代，他坚持用同一个标准衡量所有行为者。 这不是对任何国家罪行的开脱，而是对真正普遍性原则的呼唤，只有当国际法不再是谁的“利器”，而成为所有人的“护盾”时，它才能真正维护人类和平。 这场演播室里的短暂交锋，最终指向一个根本抉择：我们究竟要一个由双重标准主导的“秩序”，还是一个真正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社会？ 答案将决定21世纪是人类冲突的延续，还是全球治理的新起点，萨克斯的反问，或许正在唤醒更多人去选择后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