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谈判好的关税全部作废！白宫官员曾表示，那些先前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的国家（包括英国、印度、日本和欧盟），由于特朗普政府此前使用的是《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的授权，现在这些国家和所有国家将面临10%的关税。

2026年2月20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6比3的多数票裁决特朗普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征收的大规模关税不被法律授权，因为法律中并不包含征税的明确授权，只是允许总统在紧急情况下“监管进口”。最高法院指出，征收关税属于税收权，按宪法应由国会明确授权。因此，用这一法律做关税依据的政策在法理上不成立。

这个裁决实际上意味着：特朗普政府过去一年多来通过IEEPA实施的多项关税措施，在法律上已经失去基础——虽然美国政府随即宣布关税“通过别的法律继续有效”，但就“IEEPA基础”这一点而言，确实被最高法院判定为违法。

随后，美国政府紧急转向使用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等其他条款，宣布从2026年2月24日开始对全球商品统一加征10%关税。有报道指出，这种做法可能暂时缓解局面但也面临法律和程序上的不确定性，因为122条规定本身是为紧急贸易情况设置的短期措施，长期适用也需国会配合和进一步授权。

最新进展显示，由于最高法院裁决，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CBP）已经停止收取IEEPA关税，原本已经支付的关税有望进入退款程序之中。据路透社报道，截至4月底，美国政府开始对部分符合条件的进口关税进行退款处理，预计总金额可能达到数千亿美元规模，已有部分企业如通用汽车等已提交退款申请。

为什么这一判决会引发全球关注？因为特朗普政府过去一两年依赖IEEPA为依据大规模加关税，不仅针对中国、加拿大、墨西哥等国家，还在一些宣传中明确对欧盟、印度、日本等国家设置了不同程度的“对等关税”。

当这些关税被认定没有法律基础之后，与这些经济体谈好的关税优惠、协定条款、谈判成果都面临法律层面的“不存在”风险。全球贸易伙伴包括英国、印度、日本和欧盟，原本期待通过谈判获得的优惠地位，可能被美国单方面改变或取消。虽然美国政府试图用新法律取代旧依据，但这让国际社会对美国贸易承诺的可信度产生了更大的不确定性。

这对全球经济的震荡不只是理论上的。反制措施已经开始显现，各方企业正在评估供应链成本和税收压力，有的产业提出可能将成本转嫁至消费者，导致进口商品价格上扬。更重要的是，如果国际社会认为一个经济体的贸易规则不稳定、容易被内部政治制度左右，那么这样的不确定性本身就可能抑制投资和长期合作意愿。

从中国角度看，这种做法反映出美国贸易政策在缺乏明确法律授权下具有很强的随意性。从长期看，贸易规则的稳定性是全球产业链布局的重要基石。如果一国无视既定的国际贸易规范、单方面修改关税措施，不仅损害其他国家利益，也会削弱自身在国际社会中作为规则制定者的道义基础。

相比之下，中国坚持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下推动多边贸易合作，倡导通过对话与协定解决分歧，这种尊重法律、规则和程序的方式，才能营造可预测、稳定、合作共赢的经贸环境。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自由贸易区建设等，正是试图通过务实的合作和规则对接，减少类似单边关税冲击带来的全球贸易震荡。

需要提醒的是，这一事件也让国际社会重新审视权力分立制度下的制衡机制——美国最高法院裁决这一点本身就是典型的司法制衡体现。但这种制衡在国际合作中造成的“规则中断”效应，却是其他国家必须面对的现实。贸然依赖单边行政权力制定贸易政策，最终可能令谈判伙伴对其承诺失去信心，影响全球贸易秩序的稳定。

当下，随着IEEPA关税被法律裁定无效、全球关税重新洗牌、退款程序启动，这场贸易风波还远未结束。美方即便通过其他法律征收关税，其法律基础与国际认可度仍有待观察。而对其他国家而言，尽管短期内需要应对关税冲击，但也可能借此推动更加牢固的多边贸易规则建设。

这种大起大落提醒世界：在全球化时代，规则与合作是国际贸易体系的根基，任何背离规则的单边行为都可能在短期内获得某种策略效果，但长期看只会增加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并最终损害所有参与者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