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2年，薛仁贵打败回纥，俘虏了十几万人，薛仁贵下令，“江南的全部坑宰，女眷都赏给将士们”，回纥于是派使者去大唐那控诉薛仁贵，唐高宗无奈，派契苾何力去安抚回纥，结果契苾何力更残酷。 当契苾何力率五百精骑深入铁勒腹地时，他腰间悬挂的弯刀还沾着部落首领的血迹，口中用熟练的铁勒语宣告 “罪在酋长” 的承诺 —— 这一幕与十年前薛仁贵初入军旅时的场景截然不同。 彼时薛仁贵随唐太宗征高句丽，亲眼目睹战友因敌军降而复叛惨死，这段经历深深烙印在他心中，也为 662 年铁勒之战的决断埋下伏笔。 两人看似迥异的处置方式，实则是唐代边疆治理中 “铁血威慑” 与 “部落分化” 两种逻辑的极致体现。 薛仁贵对铁勒降卒的决绝，源于他对边疆战事 “现实困境” 的深刻认知。 早年征高句丽时，他曾参与平定一支诈降的部落武装，当时唐军因轻信降敌，分兵看管时遭突袭，损失惨重。这段记忆让他深知，对反复无常的边疆部落而言，“仁慈” 可能意味着全军覆没。 662 年俘获十余万铁勒部众时，唐军主力仅数万人，若分兵看管俘虏，追击残敌的兵力便会不足；且铁勒诸部素有 “朝降夕叛” 的传统，此前郑仁泰征讨回纥时，就因未彻底压制反抗势力，最终粮尽杀降反致全军覆没。 这些教训让薛仁贵在副将请示时，果断下达 “江南籍贯者尽坑之，女眷分赏将士” 的军令 —— 他并非嗜杀，而是试图以极端手段摧毁铁勒人的反抗意志，用最短时间稳定战局，避免重蹈覆辙。 而契苾何力的 “分化策略”，则与其自身的部落背景密不可分。 作为铁勒契苾部出身的将领，他自幼熟悉铁勒诸部的内部矛盾：九姓铁勒虽表面联合，实则各部落首领为争夺草场、人口矛盾重重，甚至常因利益互相攻伐。 这种 “部落离散性”，成为他善后的关键突破口。接到唐高宗任命后，契苾何力并未急于出兵，而是先派亲信潜入铁勒部落，收集各首领的矛盾线索，随后仅率五百精骑前往 。 他深知，对铁勒人而言，同族将领的 “承诺” 比唐军的威慑更易让人信服。当他诱捕二百多名部落首领处决时，特意让各部落士兵围观，故意制造 “首领获罪、部众免责” 的印象，彻底瓦解铁勒诸部的联合基础。 两种策略的碰撞，在朝堂引发了激烈争议。御史台弹劾薛仁贵时，曾以 “昔年李靖平突厥，亦以安抚为主” 为由，指责其 “滥杀失民心”。 但薛仁贵在回奏中直言：“李靖平突厥时，唐军兵力十倍于敌，可从容安抚；今我军寡敌众，若不震慑，恐重蹈郑仁泰覆辙。” 这番话点出了核心矛盾：边疆治理的策略选择，往往取决于 “实力对比” 与 “现实风险”。 唐高宗最终派契苾何力善后，并非否定薛仁贵的逻辑，而是试图在 “威慑” 之后，以更隐蔽的方式巩固统治 —— 契苾何力的分化手段，恰好填补了 “铁血威慑” 留下的治理空白。 这种差异在两人后续的军旅生涯中仍持续显现。 薛仁贵晚年镇守云州时，面对突厥入侵，仅需脱盔露面，敌军便因早年铁勒之战的威慑跪地逃窜 —— 他的 “铁血逻辑” 虽留下民族隔阂，却铸就了大唐边疆的 “军事威信”。 而契苾何力则在后续安抚西域部落时，多次沿用 “分化策略”：他曾利用吐谷浑部落的内部矛盾，扶持亲唐首领，不费一兵一卒稳定西域局势。 两人虽方式不同，却共同维护了大唐边疆的稳定，成为高宗时期边疆治理的 “双柱”。 662 年铁勒之战的余波，远比想象中更为深远。 被契苾何力分化的铁勒部落，此后数十年间始终处于分散状态，无力再形成大规模反抗；而薛仁贵的 “威慑” 则让其他边疆部落不敢轻易挑衅，为大唐争取了数十年的边疆和平。 但这场事件也埋下隐患：幸存的铁勒人将其称为 “断头之盟”，对大唐的信任彻底崩塌，直到安史之乱爆发，部分铁勒部落才趁机参与叛乱，成为大唐由盛转衰的推手之一。 从历史长河来看，薛仁贵与契苾何力的治理逻辑，都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必然选择。 薛仁贵的 “铁血”，是兵力有限时的无奈之举；契苾何力的 “分化”，是利用部落特性的精准施策。 两人晚年均获得大唐的高度认可：薛仁贵病逝后获赠左骁卫大将军，陪葬昭陵；契苾何力则因多次平定边疆叛乱，被高宗封为镇军大将军，死后同样陪葬昭陵。 信息来源： 中新网《薛仁贵确有“征西” 民间评书是西征故事的杂糅》 澎湃新闻《从山西农民到大唐战神：30岁，一切皆有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