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一名战士将炸药包放错了位置，引爆后鬼子炮楼完好无损，副团长拿出望远镜一看：“好你个刘厥兰，让你炸碉堡，你却炸围墙”。可到最后，阴差阳错的，我军打了一个胜仗。 1941年那年，元宵节是个阴天，天还没黑，风就开始刮了，刮得村口的灯笼都歪。 老百姓嘴上说着“又是过节”，心里其实悬着，因为鬼子让家家户户都点灯，亮得跟城里似的，可谁都知道那不是什么图吉利，是怕抗日的来了，灯一亮，好让机枪口看得清清楚楚。 徐家楼的那个碉堡，就在村子正北头，混凝土结构的，灰头灰脸，但扎实得很，八路打了好几次，掉了人，炸药也用过，最多把边上的砖缝震一震，碉堡本体，纹丝不动。它像钉子，钉在村子口子上，人过不去，粮运不过去，谁都别想从这里绕出去。 要不是有个叫王凤麟的副团长，估计也就没人再打这主意了。 他原来是东北人，在苏联学过爆破，说得再具体点，知道炸药应该放在哪个位置才最有效。 他在部队里开了个培训班，自己画碉堡图，自己讲课，一讲就是一整晚，说炸碉堡不是力气活，是技术活，得讲门道。 这事一说，刘厥兰就来了兴趣。 他是泰安本地人，八岁就下井干活了，放过炮，知道炸药是个啥味。 可他起初听王凤麟讲那些“力的传导”“导火索公分长度”，还有“角度与墙体结构关系”，总觉得有点玄，说到底不就一炸的事嘛。 可等他真上了几次课，也跟着训练走了几趟，才意识到战场不是煤矿，差一个指头，命就没了。 那年冬天，新泰那边打过一次碉堡，他上了。 那是他第一次真正当爆破手。他趁夜往前爬，碉堡枪口一刻没停，火光不大，声音凶。 他看准一个没堵死的射击孔，把炸药推进去，导火索一擦，他立刻转身就跑。三十秒，爆了，碉堡墙口塌了一边，声音响得人耳朵发懵，敌人没反应过来，后面部队冲了上去。 从那以后，他算是立了点功，王凤麟也更信他了。但也正因为这样，到了元宵节这天晚上，还是他背着炸药，再次出发。 计划其实没多复杂，王凤麟早就去摸过碉堡，说得很清楚：这玩意没地方钻，外墙滑，根本不好安置炸药，唯一的办法，是找一个碉堡和围墙之间的小凹槽，把炸药贴进去。 只要点燃得快、退得及时，再加上爆破力够大，就能起作用。 刘厥兰记住了，走得也很小心。 可真到了那地方，夜太黑，风太大，脚底下的土也不稳，整个人都紧绷着。他蹲下身，手往墙边摸，可摸了半天，没摸到凹槽。 敌人的脚步声忽远忽近，灯火在风里晃着，他只觉得脑门一阵阵发热。 火绳揣在怀里，炸药包在怀里，脑子转得飞快，但手心全是汗。 等他看到一个相对不那么突出的围墙边，他心一横，把炸药放了上去。不是计划里的位置，他知道，但那时候等不起。火一擦，他转身就往回跑。 王凤麟站在远处，看着那一团火花顺着火绳窜过去，再是一声巨响，地都抖了几下。 烟尘扑起，光亮炸得像白天。望远镜凑上去，王凤麟脸一沉，碉堡没塌，还是立着。围墙塌了一截，但主结构纹丝未动。 他骂了句，把望远镜一扔，没多说话。 刘厥兰跑回来，脸是灰的，手还在抖。王凤麟看了他一眼，也没骂，只问了一句：“炸药是不是放错地方了？”他点了点头，低着头，不敢看人。 谁都以为这一下算是白炸了，战机也要错过。 可很快，有士兵在碉堡前招手，说里面没动静。王凤麟半信半疑，带人过去。小心摸进去一看，里面一片乱，一地鬼子，全躺着，不是被炸碎的，是被震懵的。 他们没等敌人缓过神来，直接开火，把剩下的鬼子扫了出去。碉堡被反用，援兵赶来时正好撞上火力点，连带着也吃了亏。 这场仗，说到底赢得意外。 炸药没放对位置，却因为碉堡密闭，冲击波在里面打转，把敌人震了个七荤八素。 运气占了大半，可也不能说全靠运气——炸药的量，撤退的时间，都有讲究，要是火绳短一点，刘厥兰那条命就搭上了。 仗是赢了，可人也开始折损得厉害。 王凤麟不久之后在马鞍山那一带的战斗里伤得重，腿没保住。再往后那一年，他就没回来。 部队里说起他，都说那人教得细，也冲得猛，活该是个打碉堡的能人。 刘厥兰活到了后来，身上带着旧伤，转去煤矿干了几年，一直没再回到前线。 爆破经验被写进教材，从山东传到了更多地方。 到了打太原的时候，爆破坑道已经成了常规操作，但很少有人再提起最初那些日子，是怎么一步步走来的。 徐家楼的夜晚，一直到解放后很多年还有人记得。 灯笼歪在门口，碉堡前的土还冒着烟，有个爆破兵靠在墙边，嘴里叼着根火绳，喘着粗气，不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