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当一男子得知毛主席逝世后，当即便拿起了剪刀直接冲向了毛主席的房间，当他来到毛主席的身旁后，竟然一滴泪都没有掉落，可接下来的一个细微举动，却让毛主席身旁的所有人都泪流满面，这个人究竟是谁？ 剪刀在他掌心焐得发烫，白布从臂弯垂落，边角扫过地面时带起一丝风。 他没看周围抽泣的人群，径直跪在床沿，左手轻轻托住那熟悉的头颅——发丝比三个月前长了许多，耳边还有护士应急修剪的参差断口。 指尖穿过灰白的发间，像穿过十七年的晨光与灯火；推子贴着头皮游走，嗡嗡声压得极低，生怕惊扰了沉睡的人。 这个人叫周福明，1935年的扬州邗江，青砖巷弄里总飘着他摆弄剪刀的叮当声。 扬州“三把刀”的名声能飘出十里地，厨刀剁得砧板响，修脚刀刮得老茧落，理发刀则在他手里转出花来。 十五岁拜师那天，师傅扔给他一捆稻草：“练到剪刀能‘吃’住草茎不断，再碰真头发。”他就蹲在灶台边，晨光熹微练到暮色四合，草屑粘在鼻尖也不擦。 1953年杭州理发店的转椅上，他的剪刀快得像蜻蜓点水，顾客说“福明剪头，闭着眼都放心”；1959年杭州市理发青年标兵的奖状，被他折得方方正正压在抽屉最底。 那年冬天杭州汪庄的热气，至今还漫在他记忆里。12月26日的阳光透过玻璃窗，照在室内游泳池的水面上，毛主席坐在藤椅上看书，抬头时镜片反光晃了他一下——后来他才知道，那天是毛主席的生日。 “小周手艺不错，”毛主席的声音带着湖南口音，“家里都好？愿不愿意到北京来？”他攥着推子的手出了汗，只敢点头：“愿意。” 1960年4月的北上车厢里，工具箱放在膝头，铁盒子碰着膝盖，一下下敲着心跳。中南海的红墙在眼前展开时，他忽然想起师傅的话：“剪刀要稳，心更要稳。” 每周两次的清晨，他总提前半小时到。毛主席的书桌上堆着文稿，钢笔斜插在砚台里；他轻手轻脚换好工具，等那声“小周来了”响起，才敢走上前。 发现毛主席趴在床上批文件时胳膊总悬着，他晚上回宿舍就画图纸——三合板裁成桌面，松木做支架，踏板高度刚好够脚平放；做好的桌子搬进房间，毛主席试了试，笑着说“比原来舒服多了”。 烟丝总受潮，他用铁皮敲了个小熏箱，底下铺层石灰，上面架竹篾；每次熏完烟丝，毛主席拿起烟盒时，总会多问一句“小周，今天天气怎么样”。 十七年，一千八百多次理发，他摸清了那片头发的“脾气”——右边密左边疏，剪左边时要慢，右边则可稍快；刮胡子时毛主席爱憋气鼓腮帮，他就停手等，等那声轻笑响起再继续。 1976年9月9日的剪刀，却比任何时候都沉。鬓角要修得齐整，像往常一样露出清晰的轮廓；耳后碎发要用小剪子一点点挑，不能留下半点毛躁；刮胡刀在热毛巾敷过的皮肤上滑动，沙沙声成了房间里唯一的动静。 三个小时里，汗水顺着额角流进衣领，后背的衬衫湿了又干；他没抬头，直到最后用软布擦净脸颊，才轻轻放下剪刀——那一刻，他看见毛主席的眉头舒展开来，像睡熟了一样安详。 “哭什么？”他心里对自己说，“主席喜欢干净，咱得让他漂漂亮亮的。”可当他直起身，看见护士长捂着嘴转身，看见警卫员背过身抹眼睛，才发现自己的手，一直在抖。 那把跟着他十七年的剪刀，后来被锁进抽屉，垫着红布——他再没给任何人理过发，“它的活儿干完了”。 从中南海丰泽园的门槛到故居的书桌，他每天清晨五点起床：用绒布擦毛主席用过的砚台，墨汁要研得浓淡适中；书架上的书按原来的顺序排，哪本夹着书签，哪本折着页角，都不能错；院子里的石板路，他蹲下来用竹片刮青苔，“主席以前爱在这里散步，滑着了可不行”。 1996年退休证发下来那天，他在故居的藤椅上坐了很久，阳光和当年杭州汪庄的一样暖；桌上的旧茶具，杯沿有圈浅痕，是毛主席常握的地方。 晚年的北京楼房里，抽屉里的剪刀总被他拿出来擦——木柄被摩挲得发亮，刀刃却依旧锋利；墙上老同事的照片里，他站在毛主席身后，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 2022年4月4日的晚风里，那把剪刀终于彻底歇了下来。八宝山兰厅的挽联上写着“一生服务，寸心向阳”，来送他的人里，有当年一起在中南海值班的警卫员，有他带过的徒弟，还有白发苍苍的老同事——他们说，福明走了，可那剪刀的温度，还在。 他这一生，没留下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只把一把剪刀磨成了岁月的刻度；从扬州小巷的少年到中南海的理发师，从毛主席身边的日常到故居的晨光，他用指尖的温度，熨帖了一个时代的记忆——这，难道不就是最动人的坚守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