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医生根据罗健夫遗愿剖开其遗体。谁料，竟震惊发现，全身布满癌肿，胸腔里的肿瘤甚至比心脏还大，现场的医生和护士都忍不住泪流满面。 1982年的西安，秋风卷着落叶扫过医院的走廊，空气里飘着消毒水的味道。手术室的灯亮得刺眼，罗健夫的遗体躺在手术台上，白布盖住了他消瘦的身体，只露出胸口那片。几个医生护士围在旁边，手里的手术刀迟迟没有落下——这个47岁的男人，生前总说“等忙完这阵子就去检查”，可直到倒下那天，还趴在绘图板前改图纸。 “开始吧。”主刀医生深吸一口气，声音有点发颤。他还记得三天前，罗健夫被送进来时，已经疼得说不出话，手指却还在病床上划着，像是在画电路图。家属说，他咳血咳了半年，总说“小毛病，不碍事”，研究所的同事偷偷告诉他，罗工的办公室抽屉里，除了图纸就是止痛片，有时候疼得直冒汗，还笑着跟人说“这是机器在提醒我该休息了”。 手术刀划开皮肤的瞬间，在场的人都倒吸一口凉气。原本该干净的胸腔里，密密麻麻全是灰白色的癌肿，像一堆乱长的蘑菇，把肺叶挤得变了形。最让人揪心的是纵隔里那个大肿瘤，拳头似的，比旁边的心脏还大，表面青筋暴起，死死压着主动脉。 “怎么会……这么严重……”年轻的护士捂住嘴，眼泪“吧嗒”掉在手术服上。她上个月去研究所送文件，还见罗健夫蹲在机器旁，手里拿着万用表测数据，后背的衬衫湿了一大片，却摆摆手说“没事，这图形发生器快成了，再熬熬就好”。谁能想到，那时他的身体里，癌细胞已经在疯狂蔓延。 主刀医生摘下眼镜，用袖子擦了擦镜片上的水雾。他想起罗健夫的遗愿：“我这病要是治不好，就把遗体捐了，让医生看看癌细胞咋扩散的，说不定对研究有点用。”当时只当是病人的玩笑话，现在才明白，这个搞科研的倔脾气，到死都想着“有点用”。 他小心翼翼地分离肿瘤，发现癌细胞已经侵犯了胸膜，连肋骨缝里都长着小瘤子。“至少扩散两年了。”他低声说，“疼的时候，就跟有人用刀子在里头搅似的。” 旁边的护士长突然哭出了声。她见过太多癌症病人，可没见过谁像罗健夫这样，疼到直不起腰，还能每天准时出现在研究所，带领团队攻关图形发生器。那台机器，现在成了航天、电子领域的“宝贝”，可没人知道，罗健夫是忍着钻心的疼，在绘图板上画了上千张图纸，在车间里守了无数个通宵才搞出来的。 “他总说，国外能搞出来的，咱中国人也能搞出来。”研究所的老同事在外面等着，听见手术室里的动静，红着眼圈说，“上个月机器调试成功那天，他高兴得像个孩子，可晚上就咳得厉害，我们劝他住院，他说‘再等等，等把数据整理完’……” 手术室外的走廊里，罗健夫的女儿抱着他生前穿的中山装，衣服的肘部磨出了洞，缝补的线脚歪歪扭扭。她记得爸爸总说“衣服能穿就行”，省下的钱全买了零件和资料。有次她半夜醒来，还看见爸爸在灯下画图，手里攥着止痛片，却没吃——他说“吃了会犯困，影响脑子”。 当医生把切除的肿瘤标本放在托盘里，所有人都沉默了。那个比心脏还大的肿瘤，沉甸甸的，像块石头压在每个人心上。主刀医生喃喃地说：“这哪是靠意志力撑着，这是拿命在拼啊。” 后来，有人在罗健夫的笔记本里发现一页没写完的话：“图形发生器成功了，值得。要是能再活几年，还想搞更先进的……”字迹因为疼痛有些潦草，却透着股不服输的劲儿。 那天的西安，秋风好像更凉了。医院的梧桐叶落了一地，像在为这个47岁的科研工作者送行。而他用生命换来的图形发生器，后来走进了千家万户，当人们用手机刷视频、靠人脸识别解锁时，没人会想到，背后藏着一个男人与癌症赛跑的故事，藏着一颗“只要有点用，就不算白活”的赤子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