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月2日，莫斯科的气温跌到零下二十五度，克里姆林宫的宴会厅里却因为伏特加而热浪翻滚。周恩来刚一落座，厚呢大衣上的寒霜便化作水珠。按照日内瓦会议前的惯例，东道主要用最好的酒把气氛烘托起来，这一次，赫鲁晓夫亲自登场。 苏联人的热情不用多说，大玻璃杯一口闷是家常便饭。赫鲁晓夫举杯、莫洛托夫附和，列宾式的粗豪笑声在大厅炸开。中方代表团懂规矩，周恩来也只能陪着往肚里倒。杯数一多，他脸上先是浮现绯红，随后竟慢慢变白，警报逐渐拉响。 周恩来并非不知道自己的底线。长征途中患下肝脓疡，那场高烧至今仍让医疗组心有余悸。此番出国前，医护人员再三叮嘱“每日不超过两杯”，可外交场合哪有退路。敬酒、回敬、再敬，轮番上阵；走杯之际，苏方大把地往杯里添，再豪爽的客气也带着几分较劲。 “醉翁之意不在酒，我们是奔着和平来的。”周恩来举杯时幽默自嘲，换来一阵掌声。遗憾的是，掌声落定后酒杯并未停下。到深夜，灯光仍晃得人发花，他在走廊里踉跄两步，终于扶墙呕吐，西装衣领溅上斑斑酒迹。 张闻天眼明手快，先扶住；莫洛托夫意识到失礼，忙不迭道歉：“都怪我们考虑不周。”周恩来摆手，“劳累过度，别自责。”可第二天的航班不得不推迟，中苏双方会务表一改再改。回国前夜，他仍挂念责任，对着日记写下四字：“酒误正事”。 北京西郊机场的寒风比莫斯科柔和许多。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周恩来先放下公文包，一句检讨脱口而出：“主席，这次我在莫斯科喝多了。”毛泽东抬头，语气半真半笑：“比当年重庆那次还多？”周恩来苦笑点头。毛泽东哈哈一声，“要让我去，我才不跟他们比酒，直接比辣子！以己之长攻彼之短。” 这句玩笑有根有据。1949年2月，米高扬抵达西柏坡，见面寒暄后饭桌上摆着汾酒和整盘朝天椒。毛泽东提议“一杯酒配一根辣子”，米高扬仗着酒量痛快答应。结果酒喝了七八杯，辣椒才咬两口就辣得眼圈通红，只能举手认输。辣椒柄数到第三十五根时，米高扬已醉眼迷离，毛泽东却安然自若。旁观的任弼时忍不住感叹：“主席这法子，比兵法还妙。” 酒桌并非战场，却照样能见高下。彼时解放战争尚未结束，苏方观察团对中共实力半信半疑。米高扬吃辣子落败的第二天，发往莫斯科的电报口气陡转客气，对毛泽东访问苏联的安全顾虑也降了温。 再将镜头拉回莫斯科。周恩来身体恢复后，苏联外交官一连两次上门致歉，甚至提出在回程专机上停止供酒。周恩来婉拒：“劳烦各位，但愿下次能在北京请诸位品尝湖南剁椒。”一句话既给台阶，也暗示了“比辣子”招数的来历。 毛泽东对酒的警惕源自青年时代。1920年代在长沙求学，他曾目睹同窗醉后失态，写信给朋友：“醉酒误事，谨记。”长征路上粮食匮乏，能嚼几粒炒米已是奢侈，更无暇顾酒。抗战胜利后赴重庆谈判，毛泽东酒量有限，周恩来便主动“挡酒”，一圈敬下来能喝掉十几杯。媒体感慨：“一个周恩来，挡住了整个陪都的酒场攻势。” 1950年出兵朝鲜前夕，毛泽东在中南海设宴为彭德怀送行，他罕见地主动举杯。师长们知道，酒杯里不仅是白酒，还有沉甸甸的决心。眼看彭德怀干了四杯，毛泽东示意侍者续满：“老彭，此去万里，务必多保重。”几个月后毛岸英牺牲前线，毛泽东再见白酒，却只是轻轻抿了一口。 对照这些往事不难发现，毛泽东并非绝不沾酒，而是把酒当作工具——或联络友谊，或激励将士，或以辣制酒，变被动为主动。周恩来则擅长在酒桌上周旋，偶有失手，却很少让局面失控。1954年的莫斯科醉酒，是他外交生涯里寥寥几次“意外”之一，却也促成了另一条经验：健康比体面更重要。 一年后，当赫鲁晓夫到北京回访，外交部特意研究了菜单：湘味剁椒鱼头、贵阳糟辣椒鸡丁悉数上桌，白酒却只摆了一瓶小装汾酒。赫鲁晓夫举杯示意时，周恩来轻描淡写：“主席在韶山时常说，辣椒能暖胃，酒要少喝。我们不妨换换口味？”苏联客人看看鲜红的辣椒，又看看清亮的汾酒，哈哈一笑：“今天比辣子，我可认输。” 酒与辣椒，一冷一热，背后却是同一门学问：认识自己，也读懂对方。掌握节奏，不逞一时之勇，才有余力做更大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