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6月的一个深夜，北京中南海灯火犹明，毛泽东与周恩来反复推敲朝鲜停战谈判代表团的名单。周恩来提出李克农与乔冠华的组合，理由很直接——一个老辣、一个锐气，两人互补。毛泽东点头，随手在名单旁写下“动静结合”四个字，这也奠定了后来谈判桌上与幕后配合的基调。 李克农那时已经五十六岁，哮喘、视力不佳，但他对情报与外交套路了如指掌；乔冠华只有三十二岁，方正学院派中最具锋芒的一位，敢想敢说，笔锋亦利。周恩来把两人叫到书房，语气平和却分量极重：“行走与止步，自要掂量时势。”这句话被乔冠华记在了随身小本最上方。 七月代表团抵达开城。外界只看见南日、邓华在谈判桌上据理力争，却不知道李克农在两公里外的竹屋里连夜改写方案，更不知道乔冠华深夜骑吉普往返，把“队长”的最新指示塞进谈判代表口袋。开城入秋后，李克农的哮喘加剧，上楼时扶手上常留下一片汗渍。有人提议换将，他摆手：“临阵换人，节奏就散了。”周恩来收到电报，只回复两个字：“允稳”，表示尊重李克农的坚持。 谈判僵持最久的，是战俘遣返问题。美方意在“自由选择”，意图削弱中朝士气。李克农要求乔冠华准备三套方案，每一套都列出可能的舆论反击口径。乔冠华挑灯夜战，把名单、数字、国际法条目挤在一页薄纸上，邓华见了直说：“字比芝麻还小。”可第二天南日照稿发言，美方代表当场语塞。开城的雨夜里，乔冠华第一次感到自己笔下的墨迹比炮火还有震慑力。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外界喝彩，李克农却在担架上听完最后一轮汇报，体重比赴朝前足足轻了十公斤。乔冠华随团返回北京，交完总结后，闷头在外交部小楼整整补觉三天。紧绷的神经骤然松弛，他觉得自己也算是“扛旗”之人。 就这样，情绪在酒精里找到了出口。当年中秋，小范围庆功宴设在北京饭店一间雅室。乔冠华一连干了数杯绍兴黄酒，面颊泛红，语速飞快：“在朝鲜，事都是我跑的，老头子只在后方坐镇。”几个年轻参赞面面相觑。周恩来放下酒盅，沉声一句：“你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屋内瞬间安静。对话只有十几个字，却像针一样扎在乔冠华心上。 第二天清晨，乔冠华顶着酒后头痛去了李克农家。老人正靠在藤椅上吸氧，见他进门只摆手示意坐下。乔冠华开口一句：“昨晚失言，请您见谅。”李克农把氧气面罩摘一半，含笑回应：“别多想，路还长。”两句话，算是握手言和。可谁也没料到，这竟成了他们最后几次坦然交谈之一。 1955年，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李克农获上将军衔——唯一未在战场直接带兵的上将。有朋友纳闷，他只笑道：“’文打’伤神不比‘武打’轻。”那年他五十九岁，气弱声低，却仍在整理谈判期间的文件，为后来者留下一叠批注。 1957年冬，李克农在家中不慎摔倒，引发脑溢血。手术后，他依旧要求把外交部的简报带到病房。不久，他向组织递交请战书，请求继续主持国际情报工作。医生无奈摇头：“再干下去，命都搭上。”可第二天清晨，他又扶着床沿起身练字。 1962年2月9日，李克农病逝，终年六十七岁。当天夜里，医院简易灵堂四周站满了人。周恩来步入灵堂时沉默良久，只在花圈上题了八个字——“兰心蕙质，忠胆义肝”。乔冠华站在角落，眼眶通红。周恩来转身，轻声告诉他：“那次醉酒，他替你求过情。”短短一句话，让乔冠华胸口发闷。他后来写下七页悼念文字，第一句是：“以大度待我者，李公也。” 多年以后，乔冠华回忆朝鲜谈判，说自己学到的第一课并非外交辞令，而是分寸感。喝酒失言之事，他在众多场合主动提及，用来告诫年轻同僚：锋芒再盛，也得知天高地厚。李克农早年常说“谨慎乃外交第一戒”，这句话被乔冠华保存在随身本子扉页，直到晚年视力衰弱，那行小字依旧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