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3月18日，庐山脚下仍飘着细雨。新婚第二天，封耀松牵着郑义修进了毛主席的会客室。年轻人腼腆地递上一包喜糖，毛主席接过来，慢腾腾剥开一颗，笑道：“糖要慢慢嚼，日子也是慢慢过。”谁也没想到，这场看似寻常的祝福背后埋着一条时间线：从1953年到此刻，八年跌跌撞撞，才等来这一句“甜甜蜜蜜”。 回到1953年，杭州西湖边的一家炒货店里，17岁的封耀松正站在门口练军姿。那天，他被临时抽调去省公安厅跑腿。一进门，就看见厅长王芳与叶子龙翻着厚厚一摞照片。相片上全是清一色的小伙子，叶子龙随口一句：“主席来杭州，需要挑几个机灵的。”封耀松心里“咯噔”一下，算是第一次与中南海沾了边。 1954年初夏，王芳带队去京参加全国第六次公安会议，顺便把封耀松“捎”上火车。夜里快到北京，车厢灯暗，王芳拍拍他的肩膀：“到了北方，可别给浙江人丢脸。”一句嘱托，把少年听得后背发凉——这趟北上不是短差，而是调令。 火车凌晨进站。站台灯火通明，叶子龙和罗光禄来接人。封耀松被直接送进中南海，在叶子龙办公室睡了一宿。第二天，他成了秘书的警卫员。有意思的是，前一个月他几乎天天见到毛主席，却只敢远远站着。直到那场内部放映苏联电影，毛主席坐在他前排，烟雾缭绕的黑影一动不动。散场后叶子龙逗他：“小鬼，看清没？”封耀松憋红了脸，只哼出一句：“是主席！” 看电影第三周，调令下来了——临时改编，把封耀松调到主席贴身警卫组。报到那天，叶子龙推门轻喊：“主席，小封来了。”房里书山纸海，桌角堆着《资本论》《湘江评论》。毛主席头也不抬。又喊一声，他才抬头，半眯着眼笑了：“过来。”几句简单对话，封耀松连名带姓、家世底细全交代了。毛主席最后一句：“到我这里，同样是为人民服务，可得干得久一点哦。”就这样，少年正式成了“贴身人”。 贴身的日子，可不只是帧帧新闻画面。1957年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文稿通宵修改。毛主席两天两夜没沾枕头。李银桥急得团团转：“小封，想法子让主席吃几口吧。”深夜，封耀松探头进书房，小心翼翼喊：“主席，要不来点东西？”毛主席揉揉太阳穴：“烤几个芋头行了。”炉火一点，芋头焦香。可等他端回时，主席已靠在床头睡着，稿子摊在膝上，嘴里还含半块芋头。封耀松轻轻抠出那半块，心里五味杂陈。醒来的主席迷迷糊糊：“哪个？”小伙子哽着嗓子：“求您歇会儿吧。”那一夜，他第一次感到肩上沉甸甸的责任，不是枪，而是提醒和守护。 主席的简朴，远比外界想象得硬核。袜子补了又补，衬衣洗得发白。有回要会见金日成，临换袜子发现后跟破洞。封耀松自告奋勇拿去缝，结果一时手快，将袜筒正反缝死。主席穿不上，院子里传来大笑声：“男孩子嘛，针线活不怪你笨。”一句玩笑，却把尴尬化开。 生活上的细节只是序章。真正让卫士们记一辈子的，是主席对他们私事的操心。韩桂馨与李银桥的恋爱，就是毛主席硬给撮合成的。李银桥拿着家信求主意，主席指点：“把信给小韩，她写得好。”一句话怼破窗户纸，小两口成了。自此以后，卫士们谁要谈对象，都会被调侃“去找主席批示”。 封耀松也栽在这事上。1959年，他在舞会上看上一位文工团演员。姑娘眉眼漂亮，衣裙一摆便是光圈。两人谈了几个月，演员嫌他整日东跑西颠、工资不高，说散就散。封耀松闷了好些天。毛主席散步时揣着手，慢悠悠问：“不高兴总当娃娃呀？”见封耀松低头不语，他拍拍小伙子的头：“老婆不是花瓶。找伴要看思想、性格，长相排后头。要不，日后成了政治包袱。”说到“包袱”二字，主席停顿半秒，轻声补一句：“江青就是我的包袱。”空气里竟有几分无奈。 失恋阴霾没过多久，庐山会议期间，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夫妇来向主席汇报工作。闲聊中，毛主席忽然指着封耀松：“小封要求助了，江西姑娘多，帮忙物色一下。”省委夫人水静想了想：“省医院有个护士郑义修，能上庐山的都是挑过的。”两天后，小封和小郑第一次见面。青年男女交往，被要求一律“低调”。于是山间小路上的信件往来成了唯一通道。 信写多了，错字也多。每封寄出前，封耀松都拿给毛主席看。主席改得认真，有时候连标点都不放过，还常常冒一句：“得多读书，别写笑话。”后来，郑义修在信里软软一句“亲爱的”，毛主席看完乐呵呵：“小郑发信号了，该你迈步了。”于是封耀松鼓起勇气回了句“亲爱的义修”。再后来，就有了开头那包糖。 婚礼极简。一张八仙桌、一壶茶、水粉蛋糕切成二十份，卫士们轮流站岗。毛主席没去现场，但派人送来一对白瓷碗，上面刻着两个字：“同心”。第二天见面，他问：“小郑，多大啦？”姑娘回答：“二十二。”主席点头：“女小三岁好，磨合快。记得孝敬父母，连家都顾不好，谈什么为人民服务？” 糖吃完，客套完。主席起身去书架前抽下一本《梦溪笔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