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廷锴自传 早期行伍生涯 十二


军校岁月

开学第二天，各种训练就正式开始了。我虽然当兵多年，也受过严格的训练，但在一些战术小动作上，偶尔还是得挨批纠正。至于那些没受过军事训练的同学，日子就更难熬了。教官教他们动作，简直就像教刚出生的小牛犊犁田一样费劲。训练了一周，走正步时还是有不少人顺拐（先迈左手左脚）。

那时候，每天的安排是“三操三讲”（三次操练、三次讲课），晚上还要上自习，一整天下来几乎没有片刻空闲。初次体验这种严厉的教育，确实觉得很苦，但为了自己的前途，我也只能咬牙坚持，拼命学习。

两个星期后，徒手训练结束了，开始拿枪操练。枪身和刺刀经常会磕碰着自己或同学的手脚。这样练了一个星期，再加上假子弹和弹盒，身上多了好几斤的重量，感觉更加辛苦。

入学两个多月后，受不了苦的同学偷偷逃跑了十多个，因病退学的也有几个。而我从小干农活习惯了，是个穷苦出身的人，和那些娇生惯养的公子哥不一样。我的饭量一点没减，每天出操从不间断，不仅没生病，身体反而练得更加强壮了。

有一天，教官对我们说：“前四个月是新兵教育，等这三个月的基本教育熬过去，第二期学军士教育就好了。”

可谁知道，三个月后我们反而更苦了！除了背枪、弹盒和假子弹，我们还得背上背包、干活的工具、黄皮鞋、便服和饭盒。全副武装加起来有三十多斤重。刚背上的时候出操，简直要了命。跑步时枪托死死压在肩膀上，背包把后背磨破了皮，汗水一浸，钻心地疼。

当时已经练到野外战术动作了。说实话，对于军事理论课，我并不觉得有多难；最让我痛苦的，是学“官话”（普通话）。那发音简直拗口得要命，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张嘴。尤其是当着全队同学的面，更是难堪。刚开始学时，我连一句完整的官话都说不出来；学了一个月，也仅仅只能听懂一点点。上课时如果教官是两广本地人，听着还容易些；要是外省来的教官，我简直是一句也听不懂。这绝对是当时最让我头疼的事。

讲武堂对学员的待遇其实很不错。如果是本军选送的学员，除了包吃包住、发书籍纸笔外，堂长每月还会额外发六块钱的零花钱。自从我加入肇军这一年多，家里的积蓄早就被我花光了。当时在学堂里功课紧，我也很少上街，自己更是拼命省钱。这六块钱的津贴，我每个月最多只花一块多，剩下的五块钱全寄回家。入学两个月，我就已经寄了十块钱回去了。

我妻子回信说，晚稻因为刮台风收成很差。但她对我寄回去的十块钱感到非常奇怪，她说：“你当官的时候没钱给家里，现在当学生反而有钱寄回来了，真是太奇怪了。”

当兵没钱回家，当官没薪水反而花家里的钱，当了学生倒有钱寄回家，这确实是个大新闻，难怪我妻子会惊讶。

后来我回信向妻子解释了情况，并说：“我现在有书读，每个月还有六块钱津贴，而且能省下五块钱寄回家，这真的是件值得庆幸的事。”

因为我穷，教官和同学们都不怎么搭理我。加上我性格倔强，也不愿意去巴结别人。刚入学堂的第一个星期天，我都是一个人外出；后来偶尔才和谢树强一起。因为学堂规矩严，不准在外过夜，也不轻易批假外出，要是偷跑出去就会被开除。正因为假期太宝贵，所以一到休息日，哪怕没事我也要去外面走走，或者去回栏新街的某家商行，找几个相熟的老乡聊聊天，打听一下乡下的情况。时间一到，我就按时回学堂。这是我当时的习惯。

有一年元旦放假，我像往常一样外出后回到学堂，突然有个同学问我：“为什么你每次上街都是孤零零一个人，也不见你怎么去交际应酬？”

我回答说：“在军队里，我不是正规嫡系部队保送来的学员；在家里，我又是个穷苦老百姓。在这个世道，什么都讲究金钱、权势和面子。你想，我一个没钱没势的学员，谁会认识我？谁又愿意跟我来往？古人说‘锦上添花到处有，雪中送炭却无闻’，你也是同学，你看看咱们学堂里，难道不是这样吗？不用我多说你也明白。”

那个同学听完我这番话，非常同情，连声说：“是，是……”连着说了几十个“是”。

我想，他的处境肯定也和我差不多。不知不觉，我入学堂快四个月了，还有十天就能结束第一期的新兵教育。那时我们一边在野外拉练，一边还要考试，功课特别紧张，连旧历新年都不放假。我们这些住在学堂里的学生，对过年，早就没有以前那种期盼和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