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安眠药有多猛？卫士周福明尝了一口，直接昏睡一整天。醒来后他后怕不已：“主席，这药毒性太大，绝不能喝了！”但毛主席只是苦笑：“不喝怎么办？睡不着觉，工作怎么搞？” 那天周福明犯了个小糊涂，看着桌上的安眠药心里犯嘀咕：主席天天喝的东西，到底有多厉害。 学着毛主席的量尝了一口，这一下可好，人倒头就睡，迷糊了一整天。 醒过来脸色都变了，逮着毛主席就劝：这药太猛，真不能再喝了。毛主席只是苦笑，说不喝怎么办，睡不着觉，工作怎么搞。 那会儿，他两条腿肿得站不稳，眼睛长了老年性白内障，书页上的字一片模糊，耳朵也背，说话含在喉咙里，还偏要天天看书。 吃饭的时候，桌上一边是碗筷，一边是书。 菜端上来，他眼睛盯着书，筷子在碗里扒拉几口就放下，有时候一盘菜凉了又热，折腾好几趟，他才再吃两口。他常挂一句话：饭可以少吃，觉可以少睡，书不能不看。 睡不着，就叫人来念书，念着念着睡着了，醒了接着听。 中南海里，能放书的地方几乎都被占了。 丰泽园、游泳池住地、增福堂院子，沙发边一摞，床头一摞，卫生间里也要搁几本。 粗略一算，存放的书有十万册左右。 早年的一部分是在枪炮里卷着走出来的，从延安到西柏坡，再进中南海；进城以后，他用自己的稿费一点点买书，大多是经史子集的线装古籍。 书里有一套二十卷本《鲁迅全集》，一九三八年上海印成，有编号，他拿到的是第五十八号。 装帧精致，他爱不释手，转移、行军、打仗都带在身边，后来进了中南海，还在反复看，从一九三八年一直读到一九七五年。 《共产党宣言》陪他的时间更久，一九二零年第一次摸到，到一九七六年去世，前后五十六年。 延安时期的小字本、外文版，还有晚年的大字线装本，常年摊在案头。 那套乾隆武英殿版的大字线装《二十四史》，一九五二年买回，他读了二十四年，人物列传部分翻了一遍又一遍，一九七五年八十二岁，还在几册《晋书》封面上写“某年某月再阅”。 他出门也离不开书。坐火车，坐飞机，去杭州、武汉、长沙、庐山，正看的、要紧的，统统装进木箱，有时候要十几个箱子随行。到了外地住地，床上还是书，会客室还是书，茶几上还是书，摆得跟北京差不多，床上只给自己留一条窄窄的地方。 毛主席读书有个规矩，不动笔就不看书。 这个脾气跟老师徐特立有关系，徐老先生讲“好脑筋不如烂笔头”，他听进去了。 年轻时用毛笔在书上勾画，后来改用铅笔，黑的、红的、粗的、细的，晚年多是粗黑铅笔、粗红铅笔。 最能看出气力的，是那套《二十四史》。 十五种史书，他在其中留下了大批批语，短的只有两个字，长的有九百多字。 书页上竖线、曲线、方框、问号、圈点、勾叉挤在一起，许多册封皮都翻得起毛。 一九六三年读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三册，看到分析华严宗那段，在旁边写下“何其正确”，又写下一长段关于“相对”“绝对”的话。 李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他也写了近三百字，谈唯物辩证法怎么搭架子。 他读史书，不是一本道走到黑。 看《二十四史》，一趟从历史角度走，看王朝起落；下一趟换成政治、战略、民族关系的眼光。读《前汉书》时想到《后汉书》，干脆两本摊在桌上，对照着看，后来留下一句评价：《后汉书》写得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 晚年的毛主席，读得既杂又广。 马列著作、鲁迅作品、历史、哲学、经济、军事不必说，他还翻自然科学杂志和《中国科学技术史》，也看基本粒子方面的书。 一九七四年上半年，他又特意找了一批笑话书，一本接一本翻。 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的《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小人书，他也常在茶余翻几本，画多字少，看着不吃力。 他早年在延安讲过，人活到一百岁也说不上学完，活一天就该多学一天。 后来又说，工作再忙也要学会“挤”，在工作、吃饭、休息之间挤出时间读书，看不懂就学会“钻”。一九五七年，他在会上提“振作精神，下苦功夫学习”。 一九五九年，有外宾问他英语学到什么程度，他笑说自己一字一字地学，看书像走路到处碰石头，还想订个五年计划，好歹能看看政治、经济、哲学方面的文章。 他对秘书讲过一句重话：决心学习，至死方休，还半真半假加一句，活一天就学一天，不然见马克思时怎么交代。 生命最后几年，他知道时间不多了，还是照样手不释卷。 发烧烧到三十九度，医生劝他别看，他照样要书；两条腿站不起来，就坐在沙发上看；后来眼睛一点都看不见了，每天还要叫工作人员念书给他听。 一直到一九七六年九月八日清晨五点五十分，全身连着各种监护器械，他还示意身边的人把书拿来，看了七分钟。 第二天，他离开人世。 那些写满圈圈点点的书页还在，翻开时，屋子一下安静下来，像是还能听见一个沙哑的声音，慢慢往前追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