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秋天，身处莫斯科的刘亚楼，从一位战友口中得知，自己在延安的妻子员凌漪改嫁给了别人。刘亚楼听后，犹如晴天霹雳，顿觉天塌地陷，自己在苏联也没多久，她在家里怎么就改嫁了呢？ 刘亚楼1910年出生在福建武平一个贫苦农家，出生不久母亲就去世了，父亲养不起他，只能把他送给别人。养父刘德香是个铁匠，日子过得也不宽裕，但看这孩子聪明，硬是省吃俭用送他读书。1929年，19岁的刘亚楼加入共产党，参加了红军，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这人打仗是把好手，从班长一路升到师政委、师长，参加过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长征路上更是冲在最前面。强渡乌江、飞夺泸定桥这些硬仗，都有他的身影。到了陕北后，刘亚楼进抗大学习，毕业后留校当了训练部部长，后来又当上教育长。 就在抗大期间，刘亚楼认识了来延安学习的女学员员凌漪。员凌漪是陕西姑娘，思想进步，两人相互欣赏，1937年结了婚。婚礼虽然简单，但来道贺的领导不少，婚后他们有了个儿子叫刘煜南。日子过得虽然清苦，但小两口感情挺好。 1939年初，组织上决定派刘亚楼去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这可是天大的好事，说明组织对他特别器重。伏龙芝军事学院是苏联最高军事学府，能去那儿学习的都是重点培养对象。刘亚楼当时受过伤，正好可以边疗养边学习。临走时，员凌漪还怀着孕，两人依依不舍地告别。 谁能想到，这一别竟成了永别。1939年秋天的一个傍晚，刘亚楼正在宿舍整理笔记，一位战友神色凝重地敲开了门。战友支支吾吾半天，才说出了那个消息——延安来人说，员凌漪已经改嫁给另一位红军干部了。 这消息对刘亚楼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他手里的钢笔掉在桌上，整个人都懵了。离开延安才大半年，妻子怎么可能就改嫁了？他们感情明明很好，孩子也刚出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战友看他这样，赶紧解释说，员凌漪是听说刘亚楼在苏联牺牲了，才在悲痛之下改嫁的。这话虽然解释了原因，但对刘亚楼来说打击依然巨大。那几天，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茶饭不思，上课也听不进去，整个人都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中。 说实在的，那个年代通讯太困难了。从莫斯科到延安，一封信顺利的话要走几个月，不顺利就永远到不了。刘亚楼去了苏联，对留在延安的员凌漪来说，丈夫就像断了线的风筝。长期没有音讯，在战争年代往往就意味着最坏的结果。一个男人出了国，几年没消息，组织和战友们多半会默认他已经牺牲了。 员凌漪的改嫁，很可能不是咱们今天理解的那种”变心”。她是在丈夫”大概率已经牺牲”的情况下，由组织批准，做出的一个符合当时环境的选择。她后来嫁的也是红军干部，这更像是一场被时代和命运推着走的悲剧。 痛苦了近一周后，刘亚楼慢慢冷静下来。他开始理性地思考这件事。在那个通讯极度困难的年代，员凌漪长期得不到自己的消息，误以为自己已经牺牲，这完全可以理解。组织批准她改嫁，说明她的处境得到了认可。撕裂他们婚姻的，不是第三者，而是那场该死的战争。 想通之后，刘亚楼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敬佩的事——他给员凌漪和她的新任丈夫写了封信。信的内容虽然没有保存下来，但据说大意是：听到消息很难过，但国难当头，个人情感是小事，理解你的选择，祝你们幸福。这种胸襟和格局，真不是一般人能有的。 写完信，刘亚楼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学习中。在伏龙芝军事学院，他成了最出色的中国学员之一，1942年顺利毕业。毕业后他还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被授予少校军衔，为日后的军事生涯打下了坚实基础。 1945年8月，刘亚楼跟随苏联红军进军东北。1946年，经罗荣桓推荐，他出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1946年冬天，大连市委书记韩光要给他介绍对象，相亲对象是18岁的中苏混血姑娘翟云英。虽然两人年龄相差17岁，但刘亚楼的才华和人品打动了翟云英。1947年5月，两人在大连举行了简朴的婚礼，从此相濡以沫。 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刘亚楼参与指挥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立下赫赫战功。1949年，他被任命为空军司令员，用17年时间把人民空军从无到有建设起来。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成为共和国的开国功臣。 1965年5月7日，刘亚楼因肝癌在上海病逝，享年55岁。弥留之际，他握着翟云英的手，交代要抚养好孩子，赡养老父亲，帮岳母找失散的苏联亲人。他还劝妻子改嫁，但翟云英坚决拒绝了。她用24年时间，完成了丈夫的遗愿，2021年在北京去世，享年93岁。 回头看那件发生在1939年莫斯科的往事，刘亚楼的选择展现出一位革命军人的胸怀。他没有怨恨，没有纠缠，而是选择了理解和放下。这种境界，比战场上的任何胜利都更令人敬佩。 一场战争时代的婚姻悲剧，却成就了一段关于理解与放下的佳话。刘亚楼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真正的强者不是战场上的勇猛，而是面对命运捉弄时的豁达。您怎么看待那个年代的这种悲剧？欢迎在评论区聊聊您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