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2岁的莫言透过窗户纸的破洞，看到一名男教师正往女教师郑红英的裤腰里塞花生，郑红英“咯咯”地笑个不停。但莫言怎么都没想到，一个窥探，竟断送掉自己升中学的机会。而且，这一辍学就是17年！ 那是个寒风刺骨的冬夜，十二岁的小管谟业手里捏着张通知单，路过教师宿舍时，一股花生香钻进鼻孔。窗户纸上有个小破洞，他好奇凑近一看，屋里灯光昏黄，男教师正往郑红英裤腰里塞花生，她笑声不断。这一眼，本该是孩子气的偷窥，谁知竟像一颗石子，砸乱了整个求学路。十七年书本断缘，从田间劳作到军营起步，莫言的笔下乡土味儿越来越浓。这背后，藏着多少农村孩子的酸甜苦辣？ 山东高密这个地方，五十年代中期，管谟业出生在个普通农家。家里地薄人多，爹妈起早贪黑，勉强填饱一大家子肚子。他小时候瘦巴巴的，衣服补丁摞补丁，冬天冻得手脚发紫。村里没啥玩头，他就爱蹲在老槐树下，听老人讲那些乡野故事，脑子里全是英雄狐仙的影子。小学那几年，是他最亮的日子。土坯教室里，窗户纸透风，他坐在木板桌前，攥着半截铅笔，一笔一划写字。课余借本书，靠墙根看一下午，页边翻得沙沙响。可家是中农成分，这层帽子一扣，学业就卡壳了。十二岁那年，他背起破布包，走出校门，身后黑板字迹模糊，心里空荡荡的。 一九六七年冬天，村里让他去宿舍送通知。那晚风大，路黑，他攥紧纸张，走到近处，花生味儿飘出来，花生那时可是稀罕物。他停步，透过窗纸破洞往里瞧。屋里男教师往郑红英裤腰塞花生，她笑得肩膀抖，花生掉几颗在地上。管谟业脑子嗡一声，赶紧跑回家，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第二天，他跟好友张立新说了。张立新一听乐了，从灶灰里抠块炭，拉他到大队部墙前画起来。画上男教师手伸裤腰，郑红英笑得夸张，旁边写着“塞了一斤花生”。村里孩子围上看，大人指点议论，郑红英的名声一下子成了笑柄。她在村口骂了好几天，可风言风语止不住。 这事儿在村里传开，郑红英脸上挂不住。转眼一年，村办起农业联合中学，管谟业满心盼头，穿上旧褂子去门口看名单。黑板上名字密密麻麻，他找半天，没他的。姐姐拉他去找郑红英，她坐在办公室，冷着脸说：“你们家中农，上级不让收。”姐姐低声求情，她看都不看，起身就走。第二天，姐姐带几个鸡蛋再去，她瞥一眼，直接推开：“别拿这个，没用。”门一摔，管谟业站在那儿，低头看地。这条路断了，他回家拿起锄头，加入社员队伍。 辍学后日子苦哈哈的。天不亮就下地，扛锄踩泥路，夏天太阳晒得头晕，冬天风吹手麻。干活歇口气，蹲地头啃冷窝头，嘴里涩味儿冲天。那几年，他跟书本绝缘，只能跟田野打交道。农村的酸甜苦辣，全刻进骨子里。亲戚托关系，他去县棉花加工厂干活。车间机器轰鸣，棉絮飞满屋，他站传送带旁，双手捋棉包，扛到肩上腰酸。休息时，掏出废纸秃笔，借昏灯写点东西。纸粗笔钝，他记下工厂的喧闹和生活碎片。这些字，是他苦中作乐的家伙事儿。 一九七六年，他参军了。穿上军装，踩操场黄土，日子有了规律。早跑步，汗湿帽檐，训练完腿软。闲下来借书看，油灯下翻页，眼睛熬得疼。一九七八年，第一篇小说《春夜雨霏霏》发表，他站在报摊前，指划报纸上的字，像做梦。《丑兵》出来后，他提了干，肩章多道杠，走路带风。一九八三年，调到延庆总参三部五局宣传科。办公室翻资料，写东西顺手多了。《民间音乐》刊出，作家徐怀中看中，荐他考解放军艺术学院。课堂上，他捧新本子听课，笔记密密。一九八五年，《透明的红萝卜》上《中国作家》，样刊到手，指尖摩挲封面。次年，《红高粱》面世，书店架上摆着他的书，心里踏实。 莫言的路，走得实打实。从农田到军营，再到文学圈，他没忘根。作品里高粱地、土炕、牛棚，全是乡土气儿。《红高粱》拍成电影，传遍大江南北。二零一二年，诺贝尔文学奖给他，他成第一个中国人得主。那天院子里接电话，抬头望天，秋风吹树叶响。他的书《蛙》《生死疲劳》，带着泥土味儿，走向世界。这段经历，说白了，就是我们农村孩子常见的坎儿。成分卡路，意外添堵，但劳动人民有股韧劲儿，坚持下去，总能翻身。莫言用笔写出中国乡土的魂魄，激励后辈投身文艺，服务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