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秋天，密云猪头岭村的邓玉芬正在地里收红薯。58岁的她腰弯得很低，手上全是泥，突然听见有人喊：“你家永兴回来了！” 邓玉芬拔腿往家跑，六年了，她以为七个儿子全死在战场上，现在有人说老三回来了？会不会是哪个骗子冒充的？ 红薯藤绊住了她的裤脚，她一把扯断，脚下的布鞋沾满泥土，跑起来一滑一滑的。腰上的旧伤是早年挑担子落下的，此刻被风一吹，疼得钻心，可她顾不上揉，只顾着往前冲。六年里，这样的“好消息”她听过三次，每次都是空欢喜——1944年，有人说见过老二，她翻山越岭找了三天，只找到一具穿着儿子旧军装的遗体；1946年，有人带话来说老四还活着，最后发现是同名同姓的战士；1948年，老五牺牲的噩耗传来，她在地里哭晕过去，醒来后还是咬着牙把庄稼收完了。 家门口已经围了不少乡亲，有人踮着脚往里看，有人低声安慰着蹲在门槛上的老伴。邓玉芬推开人群冲进去，就看见院里站着个穿灰布军装的年轻人，身形消瘦，左臂空荡荡的，袖口挽着，露出结痂的伤口。他背对着门，正在给老伴递什么东西，听见动静转过身，脸上满是风霜，眼神却带着熟悉的光亮。 “娘……”年轻人喊了一声，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 邓玉芬的脚步顿住了，浑身的力气仿佛被抽干。她盯着年轻人的脸，那眉眼像极了年轻时的自己，尤其是眼角那颗小小的黑痣，和老三永兴小时候一模一样。可她还是不敢认，伸出颤抖的手，想去摸他的脸，又怕一碰到就碎了。“你……你真是永兴？” 年轻人点点头，快步走上前，扑通一声跪在她面前，泪水夺眶而出：“娘，是我，我回来了！”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磨得光滑的桃木梳，“这是您当年给我梳辫子的梳子，我一直带在身上。” 那把梳子是邓玉芬用了十几年的老物件，当年永兴参军时，她连夜在梳子上刻了个“安”字，塞进他的背包。邓玉芬接过梳子，指尖抚过那个模糊的“安”字，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砸在年轻人的手背上。“我的儿啊……你可算回来了！”她抱住永兴，瘦弱的肩膀剧烈地颤抖着，六年的思念、担忧、痛苦，在这一刻全部爆发出来。 乡亲们都红了眼眶，有人悄悄抹眼泪。大家都知道，邓玉芬这六年过得有多难。1943年，冀东抗日根据地号召参军，她二话不说，把大儿子、二儿子、三儿子送上了战场。第二年，四儿子、五儿子主动报名，她摸着他们的头说：“去吧，保家卫国，娘等着你们回来。” 可战争是残酷的。大儿子牺牲在平北战场，二儿子失踪在黄土岭战役，四儿子倒在了辽沈战役的冲锋路上，五儿子、六儿子、小儿子相继牺牲的消息，像一把把刀子扎在她心上。她没有垮，白天带着老伴种地、纺线，支援前线，晚上就坐在油灯下，给活着的儿子们缝补衣裳，哪怕知道他们可能再也穿不上。 永兴告诉娘，他在1948年的一次战斗中被炮弹炸伤了左臂，昏迷后被老乡救了下来，后来辗转到了后方医院。因为伤势严重，左臂没能保住，他在医院养了一年多，直到新中国成立，才打听着回了家。“娘，对不起，我没能照顾好弟弟们。”永兴哽咽着说，他在医院里听说了弟弟们牺牲的消息，好几次想回来，可身体不允许，只能在心里默默惦记着娘。 邓玉芬摸着儿子空荡荡的袖管，心疼得直掉眼泪，却还是安慰他：“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你活着，就是给娘最好的安慰。”她起身去灶房，把家里仅有的几个鸡蛋炒了，又蒸了一锅红薯，看着儿子狼吞虎咽的样子，脸上露出了六年来第一个真正的笑容。 从那以后，永兴就留在了娘身边，帮着种地、做家务，村里有什么事也主动帮忙。邓玉芬常常坐在院里，看着儿子忙碌的身影，又想起那些牺牲的儿子们，眼眶就会湿润。可她从不抱怨，她总对乡亲们说：“我的儿子们是为国家死的，值！没有他们的牺牲，就没有现在的好日子。” 1956年，邓玉芬被评为“全国爱国拥军模范”，在北京受到了表彰。有人问她，七个儿子牺牲了六个，后悔吗？她坚定地说：“不后悔！只要国家需要，我还会送儿子参军。”她的事迹传遍了全国，人们都称她为“当代佘太君”，她用一个母亲的无私与伟大，诠释了什么是爱国情怀。 1970年，邓玉芬安详离世，享年79岁。她的墓碑上没有华丽的辞藻，只刻着“爱国拥军模范邓玉芬之墓”。如今，猪头岭村的人们还在传颂着她的故事，村里的孩子们都知道，有一位伟大的母亲，为了国家，献出了自己的七个儿子。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