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陈芝秀抛下年幼子女和丈夫常书鸿，跟下属赵忠清私奔，多年后与女儿常沙娜在杭州相遇，她衣衫褴褛，目光呆滞，已下嫁锅炉工人生下一子。她低声说出一句话，让常沙娜沉默良久，最终选择每月寄钱资助陈芝秀。 那天，常沙娜原本是受单位派遣到杭州采风。在一条巷子口的洗衣铺门口，她看见一位中年妇人低着头搓衣，手上裂着血口，旁边蹲着个小男孩。 那双眼睛太熟悉了，是小时候她梦里经常出现的影子。她不敢认，直到那人抬头，喊出她的小名“沙娜”。 陈芝秀离开敦煌已过去近三十年。她曾是巴黎美术学院的女学生，也曾在法兰西塞纳河畔与常书鸿共度清贫而坚定的艺术岁月。 他们一起回国，是因为常书鸿在1936年看到斯坦因关于敦煌的书籍后，决心回到中国保护壁画，投入敦煌事业。 陈芝秀最初并不愿意。她留恋巴黎的自由，理解艺术应在阳光下创作，而不是在西北戈壁里对着千年风沙画旧壁。但她终究还是跟着常书鸿回到西北。 她没想到敦煌会那样荒凉，没想到丈夫会如此沉浸工作，对家庭几乎漠视。 陈芝秀在敦煌住的是土屋，水是咸的，空气里尽是灰尘。常书鸿没空理孩子、没空听她讲话，只有壁画和拓片。她尝试做雕塑，自制颜料，但没有材料、没有观众，艺术变成空想。 生活压得她透不过气。赵忠清总务主任身份不高，但会打水、会烧饭，还会听她唠叨。他懂她孤独，也懂现实。 1945年春，陈芝秀说要去兰州看病。常书鸿没怀疑，拿了些钱让她早去早回。结果，她在兰州报纸上登了离婚启事，一走不回。 赵忠清后来因历史问题入狱，在1950年代病死狱中。陈芝秀无依无靠，回不了娘家，也回不了敦煌，只能落脚在杭州。 她靠洗衣打零工养活自己和新生的小儿子，没人记得她曾在巴黎画过像，只有双手的老茧在提醒她那段失落的过去。 那天在巷口，她看着长大的常沙娜，像是看着当年离开时的背影。她只说：“沙娜，我这一辈子，最对不住的就是你们。” 常沙娜没哭，也没骂人。她回北京后给母亲寄了生活费，每月准时。有朋友问她为何不恨母亲，她说：“她只是一个普通女人，在不对的时间做了一个她以为对的选择。” 常书鸿没再娶，继续守着敦煌。 多年后，常沙娜整理母亲遗物，在一个铁盒子里找到她早年在巴黎雕的一个陶像，灰扑扑的，却栩栩如生。 她没声张，只把它带回北京，放在了书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