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葆桢巡视船厂，见一学徒造船从不看图。沈葆桢退堂后悄悄对属下说：给他一百两银子让他出洋，此子日后必成海防大患。 光绪元年五月，闽东船政局的船坞中，天气闷热，木屑混着汗水的味道漂浮在空气中。一个名叫徐厚生的十六岁学徒正蹲在一根龙骨旁，用指尖一点点摸着木纹。 他不看图纸，只靠手感就能判断木料走向、干湿程度，还能凭眼力分辨出接缝偏差几分毫。这些事，沈葆桢早就注意到了。 他没多问，只对身边的参将低声交代：“银子备好，送他去英国。” 而真正让沈葆桢下定决心的，是几天前的一个夜晚。那晚他从船政学堂旁走过，无意中听到工棚内有人翻书的声音。他悄声推门，见徐厚生正伏在一盏油灯下，一页页翻着一本早已皱烂的《船式图考》。 那不是公家配发的书，是家传的旧本，封底还有一行墨迹：造船为国，不为生计。 那时沈葆桢就明白了，这少年不是光靠手艺吃饭的匠人，他心里是有念头的。早在福建船政初设时，沈葆桢就亲自上奏朝廷，称必须培养本土造船能人，否则海防不过纸上谈兵。 他选人一向严苛，能让他说出“日后必成海防大患”这句话，是重托。他不怕徐厚生学成后能力太大，而是怕中国海防撑不起他的技艺和志气。 临行那天，沈葆桢特地送了一本批注过的《海国图志》给徐厚生，并说：“记住，不是让你学手艺去谋生，是要你带回一条我们能走下去的路。” 在英国格拉斯哥船厂的五年里，徐厚生几乎没出过一次门。他从最底层的打磨工做起，一直到被派往设计组，几乎每种材料、每道工序都亲手试过。 有一次，厂里设计一艘巡洋舰，舵部出现偏摆问题，工程师几番修改无果，徐厚生提出将舵轴角度微调三度，并重设支点位置。 试航时，船只顺利完成转向，转弯速度比原来快了两成。这事震动了厂方，他却没说什么，只把这套图纸抄了一遍，连夜寄回了福州。 光绪八年，徐厚生带着满箱的笔记、图纸和一颗火热的心回到福州。当时北洋水师正筹建“平远舰”，急缺了解西法又懂实操的技师。 他被直接调入工程组，负责船体结构和动力配置的协调。他提出用分段组装方式建造船体，极大缩短了工期；又改进了蒸汽推进结构，让船速提升近一节。 船下水那天，他站在岸边没说话，直到“平远舰”冒着黑烟驶出内港，他才想起沈葆桢说的那句话“日后必成海防大患”。 他终于明白，那不是怕他成患，而是怕国无良舰、才被海欺。 数年后，徐厚生将一艘木雕小船送到沈葆桢墓前，船尾刻着两个字：“平远”。 那不只是一艘船的名字，也是他走出的那条远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