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看似很复杂，其实一点都不简单，要搞明白这段乱世，就必须先了解晋武帝时代埋下的祸根，只有理解了这些祸乱的源头，才能看懂这段乱世的前因后果。

历史上的八王之乱，实际上是三种核心矛盾的一次集中性爆发。

这三种矛盾就是晋武帝司马炎给晋帝国埋下的祸乱种子。

首先是阶级矛盾。

晋武帝统治的后期，安于享乐，沉迷美色，生活奢侈，荒废朝政，而朝廷公卿大臣、地方官员也是上行下效，奢靡、腐败的风气逐渐成为了主旋律。

为了满足皇帝以及权贵们的奢靡生活，他们肆无忌惮地盘剥底层百姓，过度的压榨，再加上地方豪强和世家大族兼并土地越来越严重，农民在这种压榨下，失去了土地，变成了流民，为了活下去，最后只能发动流民起义。

但是，这种矛盾在晋武帝时代还在演变中，一直到八王之乱期间，才彻底爆发出来。

其次是民族矛盾。

这里面涉及到古代少数民族内迁的问题。

自古以来，中原周边存在很多游牧民族，比如匈奴、鲜卑、羌族、氐族、羯族等。

这些古代民族原本和中原王朝作对，后来被中原王朝打败后，就向中原王朝臣服。

但是，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这段长达上百年的时间里，华夏大地先后经历了汉末天下大乱、群雄混战，到魏蜀吴三国混战，再到西晋统一天下，由于战乱频繁，导致中原人口锐减。

统治中原的曹魏和西晋两个朝代，为了补充劳动力和兵源，主动鼓励周边的胡人部族迁移到传统汉地生活。

到了西晋时代，长城以南、关中以及黄河流已经聚居了大量的古代游牧民族。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五胡内迁事件。

当时，五胡的分布大致是这样的：

匈奴迁移到了山西和陕西北部。

羯族原本依附于匈奴，所以匈奴往哪儿迁移，他们也跟着一起，最后定居在上党武乡一带。

而羌族和氐族的迁移历史比较久远，羌族从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一部分开始内迁，到汉朝的时候，已经分布广泛并大量内迁，与汉人杂居，分为东羌和西羌。

氐族从汉武帝时代开始向汉地迁移，主要安置在河西，汉末以后，曹操又将投降的氐族人安置到关中和西北地区。

总之，迁移后的羌族和氐族，他们主要分布在关中和西北地区。

最后是鲜卑，这个族群在后来的五胡十六国以及南北朝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影响力也很大。

五胡十六国中的一系列以“燕”为国号的政权，都是鲜卑人建立的，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北周、北齐也是鲜卑人建立的。

鲜卑发源于大兴安岭北段鲜卑山，汉末以后，随着匈奴的衰落，鲜卑人逐渐向南迁移，并统治了整个北方草原。

但是，鲜卑分为很多支，分布极其广泛。

河西地区分布着鲜卑秃发部，雍州和凉州分布着鲜卑乞伏部，北方草原分布着鲜卑拓跋部，而东北方向的辽西地区则分布着宇文部、段部和慕容部三支。

也就是说，从最西边的西域开始，中间经过河西走廊、西北地区、蒙古草原，再到最东边的辽东，都广泛分布着鲜卑族。

所以，鲜卑这个族群的分布是胡人中最广泛的，北方从西到东都有这个族群存在。

这些古代少数民族内迁后，中原王朝并没有把他们进行拆分打乱，然后分散安置，而是将整个部落集体安置在某一个区域内，同时还吸纳大量的胡人参加军队。

这意味着，如果某个胡人首领想起兵谋反，他就可以在自己民族内迅速号集一支强大的武装，以聚居区域为根据地，和朝廷对抗。

而且这些古代民族在平时就没少发生叛乱，早在西晋初年，还没有攻灭东吴的时候，西北一带的鲜卑秃发部就爆发了著名的秃发树机能之乱。

事实上，对于这些隐患，西晋的一些有识之士早已洞察到。

早在西晋灭东吴之后不久，就有大臣郭钦提出将中原的胡人迁徙出中原的建议，但司马炎根本听不进去，置之不理。

后来晋惠帝登基后，到了八王之乱第二阶段开始前夕，大臣江统也提出将这些内迁到中原的古代民族迁移出去，但当时是妖后贾南风把持朝政，也是对此置之不理。

从现实的角度来说，这两位大臣都主张把这些古民族从中原迁移出去，但是实际上执行起来的难度还是很高的，这个策略最终能不能实现也很难说。

但至少已经有人认识到这些古民族内迁中原带来的隐患，就算不用迁移的方式，也应该尽快想出其他方案来分化瓦解这种隐患。

然而，司马炎当时根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任由这种隐患发展下去。

再加上司马炎统治后期，朝政荒废，对百姓盘剥压榨过度，对归附中原的古代其他民族的盘剥也很严重。

等到司马炎死后不久，一些古代民族的底层百姓也在这种压榨之下，沦为流民。

五胡乱华时，攻占巴蜀，建立成汉政权的李雄，就是氐族人，他们原本定居在关中地区，后来遇到天灾，加上西晋朝廷、豪强的盘剥，由此失去土地，沦为流民，最终走上了武装反抗西晋朝廷的道路。

因此，司马炎的民族政策很失败，为后来的五胡乱华埋下祸源。

第三个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

这个矛盾也是司马炎造成的隐患。

具体地来说，司马炎干了两件极其愚蠢的事情。

首先是搞分封制，把司马家族的人分封为诸侯王。

其实单纯的分封诸侯王还不足以产生致命性危害，因为司马炎在分封的时候，把诸侯国按照大、次、小三个等级划分，大国可以拥有5000人规模的军队，次国可以拥有3000兵力，小国配备1500兵力。

按理说，诸侯王这么点兵力，是不足以威胁到朝廷的，但司马炎还给了一些诸侯王其他的权力。

他让几个大国诸侯王都督一个重镇的诸军事的权力，这才是问题的根源。

比如，汝南王司马亮督豫州诸军事，镇许昌；

楚王司马玮都督荆州诸军事，赵王司马伦为征西将军镇关中；

齐王司马冏为镇东大将军镇许昌，成都王司马颖为镇北大将军，镇邺城；河间王司马颙，为平西将军，镇关中。

西晋在地方上采取的是都督制度，属于封疆大吏，手握一方军政大权，尤其是军事重镇的都督，更是手握重兵，也可以理解为大军区最高军政长官。

只要是加了“都督某地诸军事”这个职务，那么就意味着这个地方的大小事务都由都督说了算，尤其是兵权是最重要的。

这些分封王原本就凭他们手里的那几千兵力配置，是万万掀不起风浪的，但是现在诸侯王同时担任了“都督某地诸军事”的实权职务，那就意味着他们掌控了某个重镇的全部军事力量。

如此一来，诸侯王的势力暴增，精兵重镇，皆归掌握，只要给他们一个合理的借口，随时都能带兵杀入京城。

在这种情况下，司马炎在立太子这件事上，也犯了严重的错误，他让有治理障碍的傻儿子司马衷做太子。

这样一个有智力缺陷的人做了皇帝，他是没有能力统御群臣的，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大权旁落，皇帝沦为权臣手里的傀儡。

权臣掌权后，由于权力分配不均，又会引发内乱。

以上这三大矛盾，就是司马炎统治时期埋下的祸根，这些祸根就像是几颗不定时的地雷，随时都会被引爆。

而引爆这些地雷的人，就是妖后贾南风。

司马炎晚年十分宠信皇后杨芷的娘家人，杨芷的父亲杨骏，叔叔杨珧和杨济在朝廷中的权势越来越大。

按照史书的说法，这哥仨揽尽天下之权，被称作“三杨”。

杨骏这个人野心勃勃，他趁司马炎病重，不能处理朝政的时候，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在朝中安插自己的心腹。

后来司马炎的病情有所好转后，很快就发现了问题，但此时的司马炎已经病入膏肓，所谓的病情好转，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已，他已经没有精力去削弱杨骏了。

无奈之下，司马炎决定立遗诏，让杨骏和汝南王司马亮共同辅政，司马亮手里有兵权，可以制衡杨骏。

但杨骏竟然中途截留了遗诏，并未将其下发。

随着司马炎的病情进一步恶化，皇后杨芷不断在他耳边劝说，让杨骏担任辅政大臣，已经奄奄一息的司马炎没有任何办法，只能点头同意。

杨芷于是召见中书官员，立即起草诏书，让杨骏做辅政大臣。

290年，司马炎病死，太子司马衷登基，是为晋惠帝，杨骏为辅政大臣。

司马炎死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最先爆发。

当时杨骏掌控着朝政大权。

但是，傻皇帝司马衷的皇后贾南风野心也很大，杨骏掌权后，一直压制贾南风，防着她染指权力，这使得贾南风十分不满。

291年，为了夺取权力，贾南风暗中联系汝南王司马亮和楚王司马玮，请他们起兵讨伐杨骏。

司马亮老成持重，没有一下答应，而是选择观望形势发展再做决定。

而楚王司马玮则表现得很积极，于是上书请求入朝。

当时杨骏一直忌惮司马玮，总想找机会削掉他的兵权，现在看到司马玮请求入朝，杨骏当即就想利用这个机会削弱司马玮，所以很快就同意。

然而，马玮早就和贾南风谋划好怎么对付杨骏了。

司马玮前脚刚一进京，贾南风就立即以晋惠帝的名义发布诏令，说杨骏要谋反，现在解除他的一切职务，同时宣布京城戒严。

紧接着，贾南风派兵包围了杨骏的大宅子，把杨骏夷灭三族，太后杨芷也被废为庶人，给幽禁起来。

事发后，贾南风自知根基尚浅，还不足以直接掌控大权，于是让汝南王司马亮和卫瓘掌管朝政。

不久之后，贾南风又联合楚王司马玮，除掉了司马亮和卫瓘，接着设计诛杀了司马玮。

从此，贾南风独掌大权。

这是八王之乱的第一阶段。

贾南风掌权后，开始了接近10年的执政生涯。

然而，在贾南风统治期间，阶级矛盾叠加民族矛盾开始爆发。

自晋武帝统治后期以来，整个西晋王朝奢侈、腐败盛行，权贵阶层对底层百姓的盘剥越来越严重，地方上豪强和世家大族不断兼并土地。

那些内迁的古代民族，底层百姓要受到西晋地方官吏和部落首领的双重压榨，而汉族底层百姓也受到朝廷、地方官吏和豪强的压榨。

这种情况下，各地又时不时地发生天灾，最后，人祸叠加了天灾，底层百姓就活不下去了，为了生存，只能走上农民起义的道路。

公元294年，匈奴人郝散在上党郡谷远县（今山西沁县南）发动起义，不久后战败被杀，仅仅过了两年，郝散的弟弟郝度元联合冯翊、北地等郡的马兰羌、卢水胡起兵反晋。

郝度元起兵后，秦州、雍州的氐族和羌族数十万民众纷纷起兵响应，并推举氐族人齐万年为帝。

西晋方面很快派出军队镇压，不久之后，齐万年战败被俘，起义宣告失败。

但农民起义并未就此终结。

由于天灾不断，加上战乱的因素，西北和关中一带的百姓已经活不下去了，各地百姓纷纷发动农民起义，整个关中和西北由此陷入常年战乱中。

到了299年，八王之乱的第二阶段爆发，西晋朝廷就再也顾不上镇压各地起义了。

八王之乱第二阶段的导火索就是贾南风废杀太子事件。

由于贾南风自己没有生儿子，当时的太子司马遹是谢才人所生，谢才人的名字叫谢玖，出生屠户家庭，没有任何家族势力可以和贾南风抗衡。

贾南风掌权后，长期打压太子，最后将其废黜，并幽禁起来。

这件事情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

事发后，赵王司马伦想趁此机会从贾南风手里夺取最高权力，于是和心腹孙秀密谋除掉贾南风。

当时贾南风废了太子已经引起众怒，右卫督司马雅、常从督许超、殿中中郎士猗等人愤怒之下，开始谋划废黜贾南风，并且通过孙秀游说赵王司马伦，以政变的方式把贾南风赶下台。

孙秀和司马伦商议之后，故意将有人想废后这事儿泄露给贾南风，让贾南风陷入自危的心态中，接着又极力劝说贾南风的心腹贾谧，让他早点杀了太子，以绝众望，贾谧被说动后，又亲自劝说贾南风，贾南风于是下令杀了太子。

太子一死，司马伦就有了正当的理由发动政变，废黜贾南风。

不久之后，司马伦突然发动政变，废杀贾南风，从此掌控朝廷大权。

而接下来的七年时间里，整个西晋王朝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诸侯混战中。

这场长达七年的混战，比较繁杂，特别没有意思，特别无聊，就是一群菜鸟互啄，就不细说了。

它的整个过程大概是这样的。

司马伦掌权后，其他诸侯王就有不服的，于是就以武力干掉他，再夺取最高权力，而新上台的诸侯王掌权，又有其他诸侯王不服，然后又发生新一轮的战争。

这个诸侯王掌权后，又被另一个诸侯王用武力手段干掉，新上台的诸侯王接着被其他诸侯王再用武力干掉。

这群姓司马的诸侯王就这样轮流用武力手段掌权，如此一来，就会发生高频次的战争，中原地区由此常年陷入战乱当中。

就在诸侯王们互相混战期间，关中和西北一带发生严重的灾害，导致饥荒，再叠加上层对底层的过度盘剥，当地百姓根本活不下去了，数十万饥民为了生存，被迫向南迁移。

他们推举李特为首领，南下进入梁州和益州，最后在益州发动流民起义。

公元303年，长江中下游爆发了以张昌、石冰等人领导的流民起义，这场起义声势浩大，义军一度控制了荆、江、徐、扬、豫五州大部分地区。

这些流民起义，本质上是晋武帝后期以来，阶级矛盾叠加了民族矛盾的结果，都是司马炎时代埋下的祸根。

到了306年，诸侯王为了争夺权力，长期互相攻伐后，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这三个诸侯王取得了胜利，进京掌权。

但由于权力分配不均，再次发生混战。

结果司马越实力不济，被司马颖打败，逃回封地。

但司马越不甘失败，于是和弟弟司马腾以及督幽州诸军事的王浚联合异族异族乌丸、羯朱等起兵进攻司马颖，激战过后，司马颖战败。

司马颖也不甘失败，于是引匈奴为外援，他让匈奴人刘渊返回匈奴调兵支援。

匈奴当时被划分为五部，刘渊是其中最大的一个部落首领，刘渊回去后直接聚集五部匈奴，自称大单于。

随后派兵支援司马颖，但司马颖败局已定，刘渊于是决定自立为王，正是起兵反晋。

而司马越在异族军队的助力下，打垮了司马颖，接着消灭了河间王司马颙，成为八王之乱的最后胜出者。

但此时的西晋王朝已经在多年的战争中变得千疮百孔了。

匈奴人刘渊于304年自称汉王，并且带着军队不断进攻西晋的州郡，到了308年，刘渊干脆宣布称帝，建立汉赵政权。

西南的益州也发生了剧变，流民首领李特死后，他的儿子李雄继续领导流民起义，最终攻占益州，并于306年宣布称帝，建立成汉政权。

五胡乱华也从这个时候开始。

刘渊称帝后没几年就病死了，他的儿子刘聪登基后，调兵攻灭了西晋，控制了北方。

西晋灭亡后，琅玡王司马睿在江东称帝，建立东晋。

历史从此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这个阶段北方政权更迭频繁，先后由匈奴、羯族、氐族、羌族、鲜卑族控制。

这就是八王之乱的大致过程。

其实我们在看这段历史的时候，八王之乱中，诸侯王们互相攻伐的混战过程并不重要，而且又乱又没意思，都是一群司马X你来我往的军事征伐，看得都想吐。

我们真正需要理解的是，导致这场劫难的历史根源，只有理解了问题的根源，才能看懂那段历史的前因后果。

这场内乱，实际上是司马炎时代就产生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在晋惠帝时代集中爆发的结果。

具体地说，司马炎死后，从贾南风发动政变诛杀杨骏开始，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开始爆发，贾南风掌权后，流民起义开始出现，这叠加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到八王之乱第二阶段时，这三种矛盾就叠加在一起爆发了。

到八王之乱末期，面对李雄称帝，刘渊反晋这种重大叛乱，西晋朝廷已经没有能力平息了，因为西晋王朝的精锐军队已经在八王之乱的内战中拼光了，元气大伤，实力锐减，面对刘渊的进攻，就只剩下招架之功，而无进攻之力了。

最终在匈奴的进攻下，已经千疮百孔的西晋走向了灭亡。

而导致这一切的悲剧，晋武帝司马炎要负主要责任。

参考史料：《晋书》、《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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