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号上的“楼兰渡”，你不要来偷搬了！
1955年4月11日，下午6点30分，在中国南部海上空，伴随着一声巨大的爆炸声，一架小型客机带着一团火球，坠入北加里曼丹西北海中。这是中国为出席万隆会议包租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座机。机上中国代表团3名工作人员、5名记者和3名外国乘客全部殉难，印度机组中有3人生还。事后查明，这件惨案是台湾当局一手制造的，目的是企图暗杀周恩来总理。但多年来，台湾当局却矢口否认，坚持“没这回事”。但是历史的风雨总会冲刷掉谎言的尘埃，让事实昭示人间。1995年时逢“克什米尔公主”号遇难40周年之际，制造此惨案的主谋，当年任台湾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首次揭开了尘封40年的台湾情报黑幕，抖出了爆炸“克什米尔公主”号的始末。“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真相终于彻底大白于天下。
外交部接到情报：国民党特务欲对中国政府代表团所乘的飞机进行破坏，并准备了定时炸弹
1955年1月15日，清脆悦耳的电波声从印度尼西亚的首都雅加达传向中国的首都北京，震惊了世界！
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代表印尼、缅甸、锡兰（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5国总理致电中国政府，邀请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4月18日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
在当时两大阵营对立斗争十分激烈的局势下，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中大国的中国受到邀请是很难得的，也是来之不易的。中国事先做了许多工作，得到了许多亚非国家的理解和支持。缅甸总理吴努甚至向有关国家宣称：“如果不邀请中国，缅甸就不准备出席亚非会议！”
中国为了争取和扩大国际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打破美蒋对大陆的孤立、封锁，建立和加强同亚非国家的关系，决定接受邀请赴会。当时，周恩来刚做完阑尾炎手术，还没有完全恢复，因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指派周恩来前去参加会议，有些犹豫，但周恩来不顾身体虚弱，奋然请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最后任命周恩来为中国代表团团长，率陈毅、叶季壮、章汉夫和黄华、乔冠华等出征万隆。
当时中国还没有直飞印尼的航线，只能租用外国飞机，而且必须取道香港。由于租不到大型飞机，只好租了印度的一架中小型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事先，中国代表团与印度航空公司说好，4月11日“克什米尔公主”号作为国际航班飞来香港后就不再卖票，变成中国代表团的包机。
4月初，周恩来收到缅甸总理吴努的两封电报，邀请周恩来总理在4月15日之前两三天到仰光去休息几天，并说由他们派飞机到昆明来接周总理，同时，还有几个国家的领导人也要去。周恩来意识到这是开展工作的好机会，所以欣然同意。但那时昆明和仰光之间也没有航线，要先试航成功才能成行。这样4月7日，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率代表团从北京乘伊尔—14飞机首先飞昆明，在那里等待试航成功。
一个罪恶的阴谋即将实施。中国外交部从某种渠道获悉：国民党特务收买了香港机场的勤务人员，要将定时炸弹放进“克什米尔公主”号的油箱里。在周恩来飞往昆明前，外交部把这一信息紧急电告了总理，周总理当即指示有关人员查明真相，采取措施，处理此事。
9日，昆明—仰光试航成功。周恩来及中国代表团主要成员放弃了原先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的计划，而是从仰光直接赴万隆。但由于代表团的部分工作人员和记者，另有3名国际友人仍按原计划，于4月11日乘“克什米尔公主”号由香港飞赴雅加达。所以大家并未轻松下来。当天晚上，周恩来在昆明给邓颖超打了一个电话，同时向外交部发出紧急指示，要外交部将台湾特务要炸机的情况火速转告香港新华分社和中国代表团，要他们立即向香港当局提出交涉，并请香港当局保证中国有关人员的安全；要求外交部约见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要他一定保证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的代表团成员的安全。
外交部办公厅主任董越千当天晚上将周恩来的指示随即传达给香港新华分社和中国代表团。第二天一上班，他又急忙向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闻天做了汇报。张闻天对此十分重视，马上指示欧非司副司长张越向英国驻华代办处进行交涉。
10日上午9时，张越紧急约见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恩，告之中国代表团部分工作人员和记者等一行11人在第二天上午将由香港乘飞机去参加万隆会议，中方已获悉国民党特务将从中进行阻挠和破坏，故请其转告香港当局注意，并务必对他们的安全采取必要措施。
艾惕恩对张越所述情况还是很重视的，他详细地询问了中国代表团的有关情况后即表示，他将尽快将这一情况转告港英当局。还对张越说，以后再有什么情况，要及时转告给他，他可随时电告香港。
新华社香港分社接到周恩来的批示后，立即将这一情况正式通知了港英当局。11日凌晨时分，万籁俱寂，整个香港都沉浸在梦乡之中，然而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同志们却在忙着落实周恩来的指示，为保证“克什米尔公主”号的安全，紧张地忙碌着。
凌晨1时半，新华分社派专人来到印度航空公司驻香港分公司的经理家中。深夜惊扰人家，按理说有些不礼貌，但事关重大，已顾不了其他了。中方人员急急地叩开了印航驻港分公司经理的家门，把他从鼾睡中叫醒。
睡眼惺忪的印航经理听了中方通报的情况后，将信将疑地问：“你的意思是否说有人可能要破坏飞机？”又加重语气追加了一句：“你的消息是否有根据？”
中方人员以肯定的口气回答道：“有可靠根据，我深夜造访正说明了这点。如果出了问题后果不堪设想。”
印航经理听后还不甚相信，略加沉思后说：“这种情况估计不可能发生，因飞机几小时才能到达香港，下午1时即起飞，只在香港加油，停留一小时，光天化日之下，谁也不敢胆大妄为。”
看到印航经理不甚相信的样子，中方人员很焦急，干脆直截了当地指出在香港机场的地勤人员中，有的人就同国民党特务分子有联系。
看到中方人员一脸焦急的样子，加上深夜造访，印航经理也不由得不有所相信，最后表示，一定要采取安全措施，到时候派印度工程师去检查油箱，并将亲自到机旁监视。
上午10时，新华社香港分社再次派人约见印航经理，请求他一定要严加防范。印航经理答应在香港机场停留期间，不让任何人接近飞机，就连增添食品、加油、押运行李等工作也一律由公司派专人负责。
后来证明，中国的情报是十分准确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仍是防不胜防，悲剧还是发生了，中国为万隆会议付出了血的代价。
“克什米尔公主”号发出三次求救信号，便消失在茫茫的大海之中
4月11日中午12时15分，“克什米尔公主”号在香港启德机场加油后，按时起飞。到下午6时30分，这架星座式飞机在飞越北婆罗洲沙捞越西北海面上空时，机上突然一连三次发出求救信号。
雅加达机场顿时变得一片惊慌，指挥塔当即对着对讲机高声喊问：“机上有没有周恩来？有没有周恩来？到底有没有？”
当机长回答“没有”后，联络突然中断，飞机失掉了联系。
此时，周恩来正在昆明，焦急地守在电话机旁。
周恩来从11日下午起就一直守在机旁关注“克什米尔公主”号的飞行状况。周恩来当时的卫士长成元功回忆说：4月11日下午总理在昆明接连接到北京打来的几个电话。“第一个电话说‘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正常起飞。到下午6点多的第二个电话说与飞机失掉了联系，有个通讯社听到中国南部海上空有巨大的爆炸声。大家一下子紧张起来。到晚上的第三个电话就证实飞机失事了。”
《世界知识》前任主编董书海，那时才22岁，在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担任翻译。他回忆了那个紧张的时刻：“当时我们几个人提前到万隆打前站。我负责收集外电对我国代表团的反映。那天晚上我接到印尼安塔拉通讯社的电讯稿，一翻开看到这么几行字：‘中国代表团的包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在印尼领海上空起火爆炸，下落不明。’我两手发抖，看不下去。马上找到参赞陈叔亮，他说，你镇静，别慌、好好念。我很快把电信译出来，他立刻打电话给使馆。”使馆同时也收到了这条电讯。实际上从下午起，他们因为没有接到飞机，就已经陷入焦灼之中了。
其实在飞机与雅加达机场联络塔失去联系的刹那，飞机已随着巨大的爆炸声，燃着烈火，裂为几段，坠入了大海。
据三位生还者回忆，“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后立即处在浩瀚的大海上空，灿烂的阳光，蔚蓝的天空，碧绿的大海，飘浮的白云。银色的机体在这如诗如画的环境中平稳地飞行了5个多小时后，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下午6时半左右，正是残阳如血的时刻，在倦意沉沉的机舱里突然传出巨大的爆炸声。刚刚入睡的飞机维护工程师卡尼克立即被惊醒，一下子从座位上跳起来。这时，他看到一阵阵烟雾从冷空气导管不断喷出，认为是后行李舱起火，在报告机长后，以最快的速度将灭火器射向后行李舱。但事情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领航员帕塔克很快又可怕地发现右翼第二号发动机吊仓后面也燃起了大火，卡尼克再向机长告急，又将一组灭火瓶射出，但无济于事。火势在离海平面18800英尺（1英尺约为0.3米）上空的机舱内蔓延。面对这万分紧急的情况，机长当机立断，预备采取强行迫降措施，同时用无线电发出求救信号。这时，险情在继续发展，第三号发动机火警信号灯又亮了，机组人员不得已迅速将第三号发动机的螺旋桨进行顺桨，并把二氧化碳喷向该区。原本储备不多的灭火器消耗殆尽，在这十万火急的焦人时刻，右加温机火警又开始报警，扑灭该区火患显然已不可能。机组人员眼瞅着火焰不断蔓延，液力系统、电器系统相继失灵。强行降落已是唯一的希望。在飞机下降过程中，连续发出3次求救信号。
在短暂的联络过程中，雅加达机场明确了周恩来并没有在飞机上。但飞机与地面的联系系统几乎在机长向雅加达指挥塔回答周恩来未乘该机的同时，立即失灵，飞机与地面的联系中断。这时飞机所在位置距离雅加达还有一个半小时的航程。
飞机在急速地下降，机组人员镇定安慰着大家，并熟练地采取应急措施。空中小姐把救生背心发到每一个人手里，包括机组人员。乘客虽有的“面容失色”，但并没有发生混乱现象，服从机组人员的指挥、安排。机长也做了最坏的打算，他命令机组人员把乘务组座舱的通门打开。工程师卡尼克把客舱的两个紧急出口和乘务组舱的出口也打开。滚滚黑烟随即充满了整个机舱，乘客被呛而发出的咳嗽声此起彼伏。
这时，飞机冒出的黑烟弥漫在飞机的周围，飞行的能见度受到极大的影响，能见度降低。海面与地面已模糊不清。机长想拉开飞机向左转弯企图将飞机能降落在接近陆地的地方，但由于机身严重受损，完全失控，尽管机长及全组人员做了最大的努力，飞机还是随着一声呼啸，像一团烈火冲向海面，坠入了大海。
令人略感欣慰的是，机上人员并未全部遇难，三名机组人员得以奇迹般地生还，事后，正是他们向人们描述了那与死亡搏斗的惊心动魄的过程和场面。生还的这三个人分别是领航员帕塔克、工程师卡尼克和副驾驶员狄克西特。
帕塔克和卡尼克在飞机冲向大海的刹那间被强烈的气浪甩出机外，落入大海之中。狄克西特则是在飞机坠海后，猛力踢开身旁的滑动窗，拼力钻出水面。3个人都有着强健的体魄，又有熟练的水性。卡尼克和狄克西特很巧被海浪冲到了一起，两人为互相借助体力，捆在一起以共同求生，他们在海上忍着饥渴足足漂泊了8个多小时，最后爬上了一座小岛。帕塔克单独与海水搏斗，凭着生存的本能和毅力，最后挣扎也漂到了小岛上。小岛上的居民因语言不通，无法弄懂这三人来自何方，还以为他们是船只遇难漂流到岛上来的，而绝没料到他们竟是从天而降的。
“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后，新加坡和印尼空军当局都派出了军用飞机到出事地点搜寻。英国皇家空军、海军也派出多架飞机和多艘军舰前往出事地点营救。后来，三名幸存者被英国皇家“丹波尔”号军舰发现并被救出，幸运地得以生还。而其他乘客和机组人员共16人全部遇难。
飞机出事后，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立即派了武官茅琛同志去处理这件事，随后又派了使馆的黎笑村和胡陶两位同志到失事地点进行调查。
在打捞过程中，人们惊奇地发现，所有机组人员和乘客都被冲离飞机，尸体在海面上漂浮着，唯独机长贾塔尔的尸体仍留在他自己的座椅上，是他当时心中还保有一份降落成功的希望，还是他作为机长坚守岗位，应战斗到生命最后一息，人们已经无从知晓，但其行为深深地感动和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从4月25日开始，印度、印尼和英国三国联合起来打捞飞机残骸。飞机残骸是被印尼渔民在海上作业时发现的。打捞工作一共进行了10天。99%的残骸都被打捞上来，后运到印尼，印度、印尼专家组成了联合专家调查组，开始调查寻找飞机失事的原因。
面对险象环生的旅程，周恩来毫无惧色。他说，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周恩来如期飞赴雅加达
“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的发生，为周恩来的万隆之行蒙上了一层阴影。出事后，大家都为周恩来安全担心。有人劝周恩来不要去了。面对险象环生的旅程，周恩来毫无惧色，毅然决然地说：“为了亚洲人民的互相了解和友谊，即使发生什么也是值得的，我相信一切都会好的。”为了国家民族利益，为了被压迫民族的和平共处，周恩来已把自己的生死完全置之度外了。
4月12日这一天，周恩来正好收到邓颖超关心他和其他成员安全的来信。当天，他在复信中充满深情地写道：
你的来信收阅，感谢你的好意和诤言。现将来信捎回，免得失落。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望你放心。再见。
寥寥数语，充分展现了周恩来一生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精神境界。
4月14日，周恩来率代表团飞抵仰光。
在亚非会议召开前，出现飞机爆炸事件，这在一些亚非国家中引起了思想混乱：有的国家领导人担心亚非会议开不成了；有的国家领导人认为即使开成了，也不一定能取得积极成果。
当日晚，中国、缅甸、印度、越南、埃及和阿富汗6国领导人在仰光的总统府召开会议，讨论“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带来的影响，商谈即将召开的亚非会议可能出现的形势等重要问题。
在会上，周恩来针对亚非各国领导人中普遍存在的不安和恐惧情绪，镇静地分析了召开亚非会议的有利条件。指出，敌人对会议搞示威，搞破坏，搞恐怖，并不说明它们强大，恰恰说明他们害怕我们召开亚非会议。只要各国从彼此的根本利益上去求大同，只要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亚非国家团结的精神，去反击殖民主义的挑战，亚非会议就一定能够开好，一定能够取得成功。
周恩来总理尽快摆脱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造成的心理阴影，投入为开好这次国际会议的努力之中去。
仰光会议上，周恩来为避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这些敏感问题影响大会的顺利举行，还诚恳地建议在座的各国领导人在亚非会议上不要提共产主义问题，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论。
周恩来的担心并非过虑，他知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殖民主义者十分仇视亚非会议。已有消息说，在亚非会议上将要出现“美国之音”，而且他们力图转变会议“反帝反殖”的核心议题为反对共产主义，大力挑拨亚非其他与会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只是他们破坏亚非会议的一系列罪恶活动的一个序幕。后来召开的亚非会议证明了周恩来的这种担心。
在亚非会议召开的第一天下午，“美国之音”就开始出现了，伊拉克的代表法迪尔·贾马利在发言中以很长的篇幅来诬蔑共产主义。贾马利毫无根据地把共产主义说成是一种“新式的殖民主义”。当其他绝大部分发言者都指出殖民主义还没有死亡，亚非人民还应该为铲除殖民主义而奋斗的时候，贾马利却公然宣称殖民主义已经日益衰亡，而应该反对的倒是共产主义。当其他绝大部分发言者强调会议应该对寻求各国间的和平共处做出最重要贡献的时候，贾马利却公然要求采取他所谓的“防御措施”，一直到他设想有一天共产主义会“在思想上解除武装”为止。
耐人寻味的是，在记者室里，有人拿着《纽约时报》当天的社论来和贾马利的发言对比。这家可以称为美国政府喉舌的报纸，竟不自量力地提出对亚非会议的所谓要求，要会议不要把注意力放在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上，而是放在反对“共产主义”上。它谈到很“忧虑”，害怕会议忙于去打所谓的“殖民主义的死马”，而不是它所应该打的共产主义这只“活老虎”。贾马利的腔调与其何其相似！
对此，会前周恩来以他那超人智慧和敏锐的洞察力已经意识到亚非会议不会一帆风顺，更艰难的斗争还在后面。
参加仰光会议的6个国家的领导人无不为周恩来大无畏的精神所振奋，同时对周恩来求同存异的真诚所感动，更为他无比乐观的精神所鼓舞。6国领导人一致赞同周恩来的意见，纷纷表示，不为敌人的破坏所影响，决心为推动亚非会议的胜利而努力。这是给会议制造重重障碍者的最好的回答。
周恩来这次乘坐的是印度空军的“空中霸王”号飞机。赴仰光前，周恩来给工作人员制定了严格的纪律。到仰光后，缅甸国防军总司令奈温将军亲自下令，让飞机直接停到空军基地去，并派专人守护。在仰光，周恩来除了和吴努、尼赫鲁、纳赛尔等各国领导人会谈外，还和缅甸人民一起欢庆了泼水节，表现周恩来总理会前的坦荡和从容，受到缅甸人民的热烈欢迎，此情此景永远铭刻在缅甸人民的心中，并成为缅甸人民的骄傲和自豪。
4月16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离开仰光，飞赴雅加达。在机场，为防意外，周恩来要求所有人都在离飞机50米外告别。
飞机飞经新加坡上空时，空然下起了大暴雨，豆大的雨点打在舷机和机窗上，发出巨大的声响。“空中霸王”号也是中小型飞机，不能超高空飞行，必须临时降落，等暴雨过去。但当时新加坡与中国还没有外交关系，国民党在新加坡的活动也很猖狂，因此代表团中有人对降落在新加坡机场感到很担心。
周恩来却对陈毅说，听机长的。在新加坡机场，机场老板亲自登机，笑容满面地表示欢迎，并邀请总理到贵宾室休息。盛情难却，周恩来决定少数人下去，其他人则留在机上。
刚进贵宾室，廖承志就急忙把卫士长成元功和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李福坤拉到一边，小声却很严肃地说，刚才在贵宾室门口，碰上了两个蒋介石的特务，务请两人注意他们的动向，保证周恩来的安全。廖承志经常去香港，曾经见到过这两个人。
李福坤和成元功听了廖承志的话后，立刻紧张起来，一个留在屋外，一个人在屋里，密切关注着周围动静。
这个时候，印度总理尼赫鲁的飞机从空中飞过来了，他乘坐的是大型专机，可以超高空飞行。他得知周恩来总理被滞留在新加坡机场，便打电话下来，问要不要下来接上你们一起走。周恩来表示谢谢他，但说不要下来了，我们等暴雨过后就走。
中国代表团又没有按时到达雅加达，可急坏了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的同志们。“克什米尔公主号”出事后，大家更加警惕。13日，被称为“将军大使”的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拜见了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商谈了加强周恩来总理安全的措施。印尼总理保证将努力采取安全措施保护代表团的安全。
16日下午6时，“空中霸王”号飞临雅加达玛腰兰机场上空。在飞机上就可以看到机场上早已站满了欢迎的人群。驻印尼的全体使馆人员都到机场去迎接周恩来。周恩来一下飞机，黄镇就急忙站到他跟前，然后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同志也赶紧跟上，这样他们两人把周恩来夹在了中间，其他的同志，参赞、秘书、领事及黄镇夫人朱霖簇拥在周恩来周围，筑起了层层人墙，保护着周恩来往机场外面走去。
从机场出来，车队已经排好了。使馆为转移视线，特意准备了三辆一模一样的挂着五星红旗的汽车。原计划周恩来该坐第一辆车，但出了机场，黄镇和杨奇清临时改变了计划，把周恩来送进了第二辆汽车里。当时朱霖没有搞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因为第二辆汽车原本是安排给黄镇和朱霖的。于是朱霖朝着黄镇小声发问：“哎呀，我怎么办呢？”黄镇朝朱霖一扬手：“快坐第一辆去。”朱霖顿时醒悟过来，这是为了保证周恩来的安全，临时改变了计划。周恩来总理在印尼外长苏纳约的陪同下安全驶离了机场。这样朱霖在无意中承担了一项特殊任务，多少年后提起此事，这位已故大使的夫人仍是感慨万千。
总算平安地到达了印尼，第二天中国代表又从雅加达飞到了万隆。代表团的成员们刚刚松口气，却在到万隆的第3天，突然收到一封署名“反省”的国民党暗杀队员的急件。信中说原来逃亡到印尼的国民党中下级军官奉台湾“总统府”密令，组成了一个谋害周恩来的28人暗杀队，美国大使馆给每人发了无声手枪和印尼币，打中周恩来的还要加发40盾。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新闻》也报道说，美国特务机关还在指使蒋介石在印度尼西亚的恐怖组织“铁血团”和印度尼西亚的武装匪徒勾结，准备在亚非会议期间发动骚乱和暗杀……
看来印尼也并不是避风港，敌人也没有死心，枪口正在时刻瞄准着中国代表团，特别是周恩来，暗杀行动随时都可能发生。
为保证周恩来的安全，中国驻印尼使馆和中国代表团积极主动和印尼安全部门联系，把情报及时通告印尼有关部门。对此印尼十分重视，采取了行动，加强了对中国代表团，特别是周恩来的安全保护措施，对署名信中提到的暗杀队成员进行了临时拘留，敌人的暗杀阴谋最终没有得逞。
周恩来幸免于难，是中国人民的一大幸事，也是亚非人民及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一大幸事，也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破坏世界和平的一次大失败。29国参加的亚非会议正是在周恩来的“求同存异”精神的感召下，取得了圆满成功，为亚非人民的团结，为世界的和平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震惊了世界。周恩来希望英国政府指示香港当局尽快侦破此案
“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震惊了世界，国民党特务卑劣的行径引起了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极大愤慨。同时，对于港英当局未能采取有效的安全措施十分不满。事实证明，中国预先通告的情报是极其准确的，但港英当局没有能够予以足够的重视。
4月12日，中国政府就“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发表郑重声明：“这一不幸事件绝非一般的飞机失事，而是美国和蒋介石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谋杀”。英国和香港政府对这一不幸事件负有严重的责任。同时声明要求英国方面彻底查处罪犯，将特务逮捕法办。
同日，张越副司长紧急约见英国驻华代办杜威廉，向英国提出质问。
接着，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部长助理何伟先后约见了杜威廉，就飞机失事的原因和责任等事项进行交涉。严肃指出，英国对此空难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英国对中国的指责很恼火，指出在事件发生原因没有调查清楚之前，英国当局是不应受到指责的，对中国的指责提出强烈抗议。英方认为，中方虽事先通报有人要进行破坏捣乱，但并未含有炸机之意。英方在不满指责中国的同时，也深知自己对此事是脱不了干系的。因此，杜威廉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提供飞机失事的具体情况和全部材料，以便于对飞机失事原因进行全面调查。
周恩来开完亚非会议从万隆回到北京后，先后于5月9日和15日两次召见英国代办杜维廉。他首先请代办先生向艾登首相转达以下口信：
他在赴雅加达途中，座机曾因气候原因在新加坡机场降落，承蒙新加坡当局盛情关照，英高级专员麦唐纳亲自到机场迎送，特向英国政府表示感谢。
听了周恩来所要转达的口信，杜威廉甚感意外，他以为周恩来召见他时肯定也会像中国的其他官员那样，首先要对英国大肆指责一番，然而恰恰相反，从而使代办先生内心感到十分不安。但是周恩来两次约见英国代办绝不是仅仅为了表示礼貌和感谢的。
周恩来随后把话题转到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问题上。空难事件已经发生，双方再互相指责已无济于事情的解决，重要的是要尽快破案，缉拿凶手。因此，周恩来在谈话中着重揭露了台湾国民党特务的卑劣行径。
周恩来讲道，在飞机失事前，我们知道国民党驻港特务机构准备对我代表团人员进行破坏，包括对交通工具的破坏，或是暗杀代表团成员。飞机失事后，经多方的调查，证明是国民党特务指使香港启德机场的地勤人员进行破坏所致。香港当局采取的警戒措施是不许外人接近飞机，但对地勤人员却未加防范，这恰好给了国民党特务以可乘之机，使其假借地勤人员之手来进行破坏。
杜威廉对周恩来实事求是的解释和分析无话可说，只是一个劲儿地点头。
周恩来进一步指出，指挥这次破坏的是国民党在香港的特务机关，这个机关同台湾的保密局有直接联系；这次破坏用的是小型定时炸弹，是由台湾运到香港交给特务机关的；直接参加破坏的地勤人员从特务机关得到炸弹并学会如何使用。
杜威廉万万没想到周总理不但亲自过问此事，而且对事情本身了解得那么清楚、具体，这对于一个日理万机的国家政府首脑来说，真是不可思议。而周恩来高超的外交艺术更是令人赞叹！代办先生不由得向周恩来投去敬佩的目光。
最后，周恩来诚恳地提出请求，希望英国政府指示香港当局同中国合作，尽快侦破此案，使之水落石出，真相大白。
接着周恩来还为破案提出了五点具体要求：
1．为保密起见，中国政府将把已经获悉的情报，由印度派到香港调查此案的尔·纳·高直接转交给香港总督；
2．港英当局得到情报后，不得让港英当局的无关人员知道，以防泄密；
3．要求港英当局对我们的情报中提到的有关人员进行监视，以防止他们逃跑，否则就难以破案；
4．要求港英当局对我们的情报中所提到的关键人员，即直接同这次破坏有关的人员，进行严格审讯；
5．在港英当局进行审讯时，作为受害一方我们要求能像印度政府所派的高先生那样，也能派代表列席旁听。
对上述5点要求，周恩来希望能够得到艾登首相的答复。
周恩来友好、坦率和实事求是的谈话，很快缓解了中英双方由此事件而引起的一度很僵持的局面。杜威廉表示将尽快转达周恩来的五点要求。这样中英双方很快建立起了彼此协调的工作关系。
艾登首相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曾和周恩来打过交道，并被周恩来的魅力所倾倒。对周恩来提出的要求，艾登十分重视，马上给予了答复。
5月15日，杜威廉即向周恩来转达了艾登首相的答复。
答复中艾登首先对周恩来的口信表示感谢，欢迎中国政府提供情报，并表示英方愿通力合作。
其次，对周恩来提出的五点要求，艾登首相分别做了如下答复，明确表示，转交情报的途径，完全由中国决定。如果中国政府决定通过印度的高先生转交，英国政府欣然同意；英国政府将把收到的情报严守秘密，只许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中被授权的人知道；关于对可疑之人进行监视问题，英国将迅速采取行动；根据中国政府所提供的情报，凡是同此案有关的人，香港都将进行彻底调查；香港将通过高先生把审讯材料尽快告诉中国政府和印度政府。
周恩来对英国的答复和积极态度表示满意。由于两国政府首脑达成了谅解，港英当局在中方大力配合下开始全面侦破工作。
事件真相大白，但凶手——被国民党保密局收买的周驹却逃往台湾，空难事件草草结案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是一个国际性案件，其侦破需多方配合。
炸弹是在香港机场停留期间被装上的，港英当局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港英当局在事发后即发表公报表示，决心尽一切努力来调查事实，使肇事者归案法办。香港警务处则悬赏10万港元缉拿凶犯。
飞机是在印尼领空爆炸的，所以印尼也成立了以民航局交通主任伊玛汪为主席的调查委员会，主要负责打捞飞机残骸，并进行检查分析。
飞机的所属国印度派了高先生为印度政府代表和中国政府派出的代表共赴香港，协助港英当局调查此案。
中、印代表于5月18日到达香港，当天下午，印度的高先生即把中国政府关于该案的综合情报面交香港总督葛量洪爵士。港督阅读完材料后满意地说：这个材料翔实、具体、很好。以后中方又把一些情况通报通过高先生转给了港英当局。
5月18日晚，港英当局即开始了全面侦破行动，当晚逮捕了一批国民党特务。
从5月18日起到6月1日，根据中方提供的材料，港英当局共审讯了88人，其中19人被拘留，以后又逮捕了8名同国民党特务有关的人。
经过半年多的取证、调查，其案情逐渐明朗。
1956年1月，港英当局发表公开声明，宣布对犯有谋杀罪的国民党特务周驹发出逮捕令，要台湾当局将已经逃到台湾的这名罪犯送交港英当局处理。
台湾当局则于同年12月14日通知英国驻淡水领事馆称：英国和中国台湾不存在引渡条约，这一要求没有法律依据，有关当局无法处理此事，予以拒绝。同时矢口否认暗杀行为由国民党政府指使。
港英当局这时态度也发生变化，竟不顾中国政府一再交涉和抗议，以“证据不足”为由，先后将全部拘留的人犯，其中包括证据确凿的要犯，予以无罪释放，并一一驱逐到台湾了事。从而使本已明朗的案情又被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留下了种种疑团。
1995年春，台湾《中国时报》周刊第171期刊登了署名张平宜的“专访谷正文谈筹划刺杀周恩来始末”一文，打破了台湾当局保持了40年的“沉默”，“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首次在台湾曝光，引起了很大轰动。
那么，谷正文是何许人也？他为何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他正是当年负责炸毁“克什米尔公主”号的主谋，当年正任职台湾保密局侦防组组长。
谷正文生于1910年，原籍山西汾阳。在抗战以前，谷正文在北京大学念书时已是国民党特务（即所谓“职业学业”），他后来担任了华北特种工作组的组长，专门执行破坏中共组织及暗杀中共干部或亲共人物的任务。他长期在戴笠领导下的臭名昭著的军统局里工作。
1949年，谷正文随军统局迁往台湾。那时，他只有30岁。到台湾后，他继续干他的老本行，曾担任台湾保密局侦防组组长长达17年之久。侦防组的任务是：防止敌方破坏及破坏敌人，包括执行暗杀任务。后来他曾官至情报局督察室主任，可谓台湾当局顶尖的大特务。
20世纪60年代谷正文在金门一带为国民党训练蛙人。当时澎湖一带经常在水中冒出一些“理着平头、戴潜水表、一脸凶相”的活阎王。严重扰乱当地百姓安宁的生活。这些是谷正文的弟子所为。
谷正文生性凶残，而且与家人关系极差。与家人大闹时动辄大嚷“宰了你”，弄得众叛亲离，落得个与三条狗共同度日的悲惨境况，搞得满屋子的狗臭。
谷正文退休后，不甘寂寞，每每爆出国民党情报系统的内幕，引起社会关注。曾有昔日同僚劝他不要惹火上身，还是平安终老吧，他却不以为然。
据张平宜的这篇“专访”介绍，在亚非会议召开前，台湾情报机构就获得了周恩来要率中国代表团，包租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往雅加达开会，并得知此机将在香港机场停留加油，所以台湾特务决定趁机干掉周恩来。
直接执行这次暗杀行动的有两个人：一位叫周斌成，是保密局敌后部署组组长，此人话不多，但心机很深，是戴笠得意的学生之一。另一位则是陈鸿举，两人都是台湾当局派到香港从事颠覆破坏活动的特务人员。
爆炸飞机计划制订后，他们开始寻找往飞机上放定时炸弹的人。计划中，安放炸弹的人将是关键人物。他们认为找一个在机场工作的人最合适，特别是可以接近飞机，又不太引人注意的“小角色”，周、陈二人经过一番周折后，终于物色到了一个理想的人选——小周。
小周，即我们前文中提到的凶手周驹。是香港人，住在九龙道公共汽车总站附近。20岁左右，没有结婚，家中只有一个嗜赌如命的父亲。
周驹长得其貌不扬，小个子，精瘦，在启德机场做清洁工作。
3月26日，一个自称吴某的人被引荐与周驹会面，吴某先向周驹询问了机场情况，然后低声问周驹：我有一项重要任务，托你去完成，事成之后，可给你60万港币的奖金，并负责安排你去台湾，到台湾后保证你的安全。周驹忙问什么重要任务？吴某告之：“破坏共产党要员所乘的一架飞机。”周驹听后为之一震，显得有些犹豫，并自言自语道：“太危险了！”吴某好半天没有讲话，最后向周驹说，60万港币，这可不是小数，让他好好考虑一下。
古语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60万元的港币对于一个机场小清洁工来讲，其诱惑力太大了，最终周驹还是“勇敢”地接下了炸掉“克什米尔公主”号的危险任务。
暗杀计划基本定盘后，周斌成与陈鸿举二人特地赶回台湾向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汇报，毛人凤听后很高兴，认为“大有可为”。鼓励他们马到成功。但他们没敢向毛人凤提60万港币酬劳的事，而是找到谷正文，由谷来筹集这60万元港币。
谷正文得知此计划后也拍手称好，认为理由有三：一是，暗杀中共领导人物，本来就是特务工作之一；二是，可以借此给港英当局施加压力，因为在此之前，香港对台情报人员不太客气，抓到老是判重刑；三是，这个计划策划十分漂亮，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谷正文还为周、陈二人出谋划策，为防止周驹临阵退缩，在事发前一天，把父子二人都弄进旅馆住。
4月10日，周、陈二人带着60万港币返回香港，按照谷正文的建议，把周驹和他的父亲带到了一家旅馆中住下，把现金交给其父保管。
4月10日晚，周驹拿到了用来炸机的定时炸弹。这枚炸弹的炸药是“TNT”，由“四川”号轮船海员张祖顺从基隆秘密运至香港，然后由国民党香港情报站特务李益民从张祖顺的住处取走，再由另一特务转交到周驹手中。在交炸药的同时，台湾特务还教他如何使用，并反复进行了演练。
4月11日清晨，周驹为了应付机场的安全检查，将炸弹伪装成牙膏模样，而简易的盥洗工具和洗洁用品，机场工作人员是被允许带入的。就这样，周驹成功地闯过了第一关。
中午，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抵达机场后，周驹乘打扫卫生之机，钻进行李舱，将定时炸弹安放在飞机右翼轮舱附近。当时机场只有一些武警在外围放哨，机场附近没人警卫，只有领班在场。
周驹放完炸弹后，马上躲到了停在机场上的飞虎将军陈纳德的民用客机里。这是周驹事先安排好的逃跑计划。这架飞机经常来往于台湾和香港之间，搭乘此机是逃往台湾的最佳途径。但出乎意料的是，周驹刚躲进飞机内不久，飞机就起飞飞往了台湾，降落到了台湾的松山机场。当时谷正文不知飞机已到，故没有到机场接应。周驹从飞机上下来后，被当时台湾保安部设在机场的联合检查处当作潜乘者拘留。周驹自称是香港航空工程公司职员周梓铭。
联合检查处对这个不速之客十分警惕，其头头，一个姓赵的上校把电话直接打到了保安司令部。
当时，谷正文正准备吃午饭，得知周驹提前到达的消息后，急急忙忙带两个手下，坐着吉普车赶到了松山机场。
赵上校不明就里，不让谷正文把周驹带走。还嚷嚷着说，即使从飞机上“跳”下来，还是违法，只要违法，一定严办。
谷正文十分恼火，也有些不安，因为这样闹下去会惊动了新闻界，特别是此时“克什米尔公主”号还没有起飞，周驹的身份绝对不能暴露，否则暗杀计划将功亏一篑。对此，谷正文拉下脸来，对赵上校严厉地说：“是老先生亲自交办的，如果消息见报，一切后果自行负责。”据谷正文说，后来因为此事，那位姓赵的上校被免了职，成了无辜的牺牲品。而凶手周驹则被国民党保密局“保护”起来。
谷正文说，台湾情报机构实际上在“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前已经得到了周恩来不在飞机上的消息。他对大陆事先已掌握台湾特务要在飞机上放炸弹一说，颇不以为然。他认为“周恩来根本不知情，只能说他命大”。
谷正文还说，蒋介石事先并不知道炸机计划。在4月12日，即“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发生的第二天，毛人凤才亲自到“总统府”说明了事件真相。毛人凤对没能炸死周恩来表示十分遗憾。蒋介石听完后，不但没有生气，还觉得给大陆来个下马威，挫挫士气，感觉不错，因此给下属赏了好大笔奖金——9000美元，犒赏有功人员。
对于港英当局在办案过程中，由积极到消极态度的改变，谷正文的回忆解开了这个谜团。谷正文说，“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尽管没有成功地干掉周恩来，但台湾当局仍收获很大，它至少让港英当局吓了一大跳。事后，台湾当局在香港情报网的最高督导王新衡，曾与港督达成了口头协议，对于台湾特务，港英当局可以破坏其组织，也可以抓人，但不准判刑，要直接遣送回台，交由台湾自行处理，如果港英当局答应放台湾特务一马，则台湾当局保证不在港英当局再搞炸机、杀人、放火等恐怖行为，并停止印制港币假钞。地处“冷战”前沿的港英当局面对台湾当局提出的交易条件当然不会无动于衷。
由此看来，当时的港英当局匆匆宣布结案，让凶犯逍遥法外，使“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结案，实际上是不了了之的行为，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了。
但是，肮脏的幕后交易，为世人留下的不仅仅是深深的遗憾，而且埋下了抗争和愤怒的影子。40年的冤魂早已变成厉鬼，只有真相大白，他们的英灵才会得到安息。
在八宝山公墓的墓碑上，周恩来题词：为和平、独立和自由的事业而光荣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
1955年4月16日的雅加达玛腰兰机场，变成了欢乐的海洋，人们都想亲眼看见在飞机空难事件发生后，仍义无反顾地按期来赴会的中国代表团，尤其是周恩来的风采。
机场外面大街的两旁都是人群。挂有五星红旗的中国代表团的汽车走到哪里，哪里就爆发出欢呼声和掌声。
然而，中国代表团每个人都觉得缺点什么，这种感觉就像一块铅一样压在心上。是的，是缺少了石志昂、李肇基、钟步云、沈建图、黄作梅、杜宏、李平、郝风格。他们本来应该在这里向世界传播和平正义的信息。9天以前，他们同代表团其他成员一同离开了首都北京。当时，他们互相握着手说：“雅加达见。”而此时此刻，本应站在机场人群中的他们，却沉在了沙涝越的海底。
“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共16人遇难，其中有5名机组人员。其他11名乘客除了包括前面提到的8名中国工作人员外，还有3名国际友人，他们是奥地利记者严裴德，波兰《人民论坛报》记者斯塔列茨和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王明芳。
对于8名烈士的遇难，人们在深深的悲痛之时，更感到万分的惋惜。因为他们都是新中国优秀的外交工作者和一流的新闻记者。
石志昂，41岁，淞江上虞县人，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前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地下工作斗争经验。新中国成立后从事经济工作，是新中国第一批外贸干部，曾任中国进出口公司华东区公司经理，中国进出口公司驻柏林代表，中国进出口公司副总经理。
石志昂从小丧父，靠母亲做杂工供养他上到小学毕业，然后，他一边做杂活，一边自学。17岁那年，到上海一家洋行当了职员。石志昂和夫人吕雪帷就是石志昂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相识并结成伴侣的。石志昂遇难的噩耗传到家里后，全家人悲痛欲绝。吕雪帷说：“石志昂对同志和蔼可亲，对我诚恳坦率。我们相识18年，感情一直很好。他帮助我懂得了革命道理，鼓励我参加了工作。他对母亲非常孝顺，特别喜欢我们的独生子。他突然去世，我们家像天塌了一样，婆婆和我都痛不欲生。”
钟步云，42岁，江西瑞金人。1932年参加革命，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延安时期曾担任朱德、叶剑英的警卫员兼司机。入京后，他曾任中央警卫局交通科科长并一直担任周总理的警卫兼司机。1954年，钟步云随周恩来参加了日内瓦会议，担任周恩来的随身警卫，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钟步云长期担任保卫中央领导同志安全的警卫任务，经验丰富，武艺高强，是不可多得的保卫人才。
李肇基，35岁，上海人。1939年至1940年就读上海圣约翰大学。194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同年在中共代表团办事处工作，并担任《文汇报》记者。“万哥”是这一时期他发表文章的笔名。1947年，他和爱人麦少楣共赴美国，在密苏里大学攻读研究生。
1951年1月，李肇基夫妇返回祖国，随即3月份受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龚澎的邀请，进入了外交部，成为新中国一名年轻的外交官，当年他只有31岁。
李肇基丰富的学识和外交才干，深得外交部领导的赏识，多次参加国内外重大的外交活动。先后参加了第18届红十字大会、朝鲜停战谈判、日内瓦会议等。
1955年2月13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举解放了大陈岛等岛屿后，李肇基又奉命陪同中外记者到大陈岛参观采访，并摄制了一部揭露美蒋勾结准备侵略中国大陆的纪录片。当时主要针对美蒋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1个月后，李肇基即准备随同周恩来去印尼参加亚非会议。他在登上“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时，提箱中还装着那部关于解放大陈岛的纪录片。
沈建图，40岁，广东梅县人。香港大学毕业，归国华侨。抗日战争爆发后，毅然回国参加抗日。经过一番周折到了延安。1944年他在延安清凉山的窑洞里，用三架英文打字机起家，创办了新华社对外新闻部。从此，新华社开始有了英文广播。
沈建图曾任新华社英文广播部主任，新华社编辑委员会委员，国际新闻局新闻处处长。在板门店谈判时，担任了朝中代表团新闻处处长，代表团新闻发言人，在日内瓦会议期间担任了采访任务。是新中国难得的新闻人才。他是以新华社记者身份准备采访亚非会议的。
黄作梅，40岁，广东番禺县人。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东江纵队驻香港办事处主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第一任社长，长期战斗在对敌斗争的第一线。他也是以新华社记者的身份前往雅加达的。
李平，又名李炳恒，26岁，山东泰安县人。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时，李平正在燕京大学新闻系学习。中央机关入京后，他马上到新华社要求工作。后被批准到英文广播部（后改为外交部）工作。
李平曾随沈建图等人参加过日内瓦会议和板门店朝鲜停战谈判等重大外交活动的采访、报道，写出了许多感人肺腑、鼓舞人心的报道文章。
李平是以新华社兼《光明日报》社记者的身份前往雅加达的。在8名烈士中，李平是年龄最小的一个。
郝风格，29岁，河北省定县人。历任随军摄影记者、新闻纪录电影摄影师。参加了解放战争，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拍摄了许多中国人民解放军英勇作战的珍贵历史镜头。为祖国和人民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杜宏，37岁，山东章丘县人。曾任中共重庆市委秘书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外广播部副主任。赴印尼前，担任中国新闻工作者联谊会副秘书长。
杜宏17岁即参加革命，没有进过大学，完全是自学成才。他不仅会速记，还通晓英文。解放战争时期，作为新闻记者随军南下，写了大量战地报道。1954年，他随沈建图等老同志采访了日内瓦会议。去印尼前，他曾高兴地对送别的同事说：等着播发我的稿件吧，保证完成任务!
8位新中国的优秀人才，先锋战士，怀着对祖国、对人民、对世界和平的满腔热情，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奔赴万隆，可顷刻间，却魂断太平洋，惨死于敌人的罪恶之手。人们已无法得知他们在飞机坠毁前的内心感受，而印航机组3位生还者却目睹了他们面临死亡从容镇定的悲壮一瞬。
在飞机就要机毁人亡的危急时刻，11名乘客一言未发，服从机组指挥，神色坚毅。每个人按照吩咐都穿好了救生衣，静静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充分表现了作为外交官和新闻记者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崇高精神。
烈士们气贯长虹的气概，使印度机组人员极为钦佩。
狄克希特介绍说，至今回忆起来，我还深深感谢和敬佩那些牺牲者，“他们表现出英雄主义的气魄。这种气魄，并不亚于战场上出现的勇气”。
卡尼克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一书中这样写道，飞机失事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机上的每个人在我的记忆中都栩栩如生。我从来没有想到，普通人能以那么坚强的意志和大无畏的精神面对死亡。就是敢死队员在战场上执行必死的任务，也难免有人会微露惧色。但是这些人却具有钢铁意志。没有一个人乱动一下，没有一张面孔流露出丝毫恐惧。他们全都正襟危坐，似乎没有注意到右边的熊熊烈火和客舱里呛人肺腑的浓烟。我从来没有见过对死神如此的蔑视，也从未见过人类的勇气可以达到如此崇高的程度。他们是真正的烈士，为崇高的事业——和平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他们都有年迈的父母、妻儿。钟步云烈士有6个孩子。李肇基和钟步云在临行前已预感到这次使命的危险性，李肇基在离京时，特意带了妻子和孩子的照片。钟步云接到出发的命令后，匆匆忙忙从学校和幼儿园把孩子们接出来。全家到北京西四西安门大街照相馆拍了一张全家福。他还把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买的“欧米伽”手表摘下来留给高秀英。李肇基临行前还对妻子麦少楣说：“生活是一场斗争，没有斗争生活就没有意义。”
在面临死亡的时刻，他们不会不想到自己的亲人，但他们更深知自己的职责和身份，他们代表着新中国的形象，在他们心中国家的荣誉高于一切，中国人民为有这样优秀的儿女感到骄傲和自豪。
4月17日下午2点，首都各界5000多人，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宋庆龄为追悼委员会领衔人。正在万隆的中国代表团发回了唁电，对烈士们表示沉痛的悼念，并且对他们的家属致以衷心的慰问。唁电最后说：“和平事业绝不是卑劣的阴谋所能破坏的，为和平而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由于印尼地处热带，烈士遗体打捞上来后，经海水高温浸泡，已无法分辨，这样11名烈士在新加坡统一火化后，将骨灰运回北京。中国政府将他们以“参加亚非会议的死难烈士”名义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并为他们修建了一座5米高的汉白玉纪念碑。碑的正面镌刻着周恩来总理亲笔写的碑文，背面刻着11名烈士（包括3位国际友人）的简历。底座正面刻着烈士们的殉难经过。
第二年烈士牺牲一周年时，我国政府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葬和纪念碑揭幕仪式。
周总理亲自把烈士们的骨灰盒安置在墓穴中。然后总理含着热泪同烈士的家属一一握手，亲切慰问。嘱咐他们“好好培养孩子，长大接他们父亲的班”。
周恩来难过地对撇下6个孩子的钟步云烈士的妻子高秀英说：“老钟是为我牺牲的。”周恩来的话使在场同志更加悲痛，碑前哭成一片。高秀英哭着说：“首长快别这么说，您又是为谁呀？您还不是为了全世界人民的和平事业冒着生命危险去万隆的？只要您平安无事，就是全国人民的福分。”
她道出了全国人民的心声，这也一定是死去的烈士们最感欣慰的。如果真的在天有灵，他们一定会说他们的死是值得的。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们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和亚非人民的心中。正如周恩来所题写的碑文：“为和平、独立和自由的事业而光荣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