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延安街头满是欢呼庆祝的人群。
可就在这时，茅盾先生二十四岁的女儿沈霞，却静静躺在和平医院的手术台上。
为了能去东北前线工作，她执意拿掉了两个多月的身孕。
怎料术后高烧腹痛，没过几天，她便永远闭上了双眼。
两个月后，远在重庆的父亲听闻噩耗，只能呆呆地念叨：“怎么会……”
四年之后，就在全国快要彻底解放的当口，女婿萧逸在太原战役里中了枪，也离开了人世。
算上早年病亡的亲弟弟沈泽民，茅盾先生连着送走了三位至亲。
就在大家将要过上太平日子的时候，茅盾却实实在在地忍受着失去亲人的巨大苦楚。
1938年，茅盾夫妇与儿子韦韬、女儿沈霞在香港寓所
延安岁月的理想1940年5月，茅盾先生一家子总算摆脱了新疆军阀盛世才那极其可怕的控制。
在周恩来的细心安排底下，他们跟着朱总司令的车队，一路伴着西北的黄土与风沙，终于踏进了延安的地界。
要知道，在这之前，这实实在在的一家人，已经在上海、长沙、香港还有新疆之间，整整流浪奔波了三个年头。
茅盾
脚跟刚在延安的平地上站稳，茅盾就被派去了鲁艺工作，十九岁的女儿沈霞高高兴兴地走进了中国女子大学的院子，弟弟沈霜也背着书包去了陕北公学。
一家人终于不用再躲避外头的战祸，踏踏实实地安顿了下来。
茅盾夫妇看着眼前这安稳的日子，甚至在夜里盘算着，要在这片黄土坡上长长久久地住下去。
可是，仅仅几个月后，茅盾就接到周恩来的电报，希望他去重庆从事文化统战工作。
茅盾和妻子孔德沚在昏暗的灯下商量了半夜，最后定下了一个主意：孩子们都已经长成了大人，该把他们留在延安继续念书，让他们用自己的双腿去蹚出属于自己的人生路。
1940年10月10日，茅盾夫妇要动身离开延安了。临走的时候，茅盾伸出手，紧紧握住女儿的手，反反复复地叮咛她，要好好用功，好好做事。
沈霞仰起脸，满脸都是明亮爽朗的笑意，极其用力地点着头。
在场的所有人，谁也没有预料到，这车站旁挥手作别的瞬间，竟然成了他们父女这辈子最后一次活生生的相见。
父母亲走后，沈霞转到了延安大学俄语系的高级班里刻苦念书。
她生来是个极其聪慧的女孩子，早先在新疆居住的时候，父亲就特意花费心思请了先生教她外文，底子打得十分牢靠。
到了1942年12月，她正式加入了共产党。
沈霞留下的两本日记——从1942年1月到1945年7月，记录了这位年轻女性在延安追求理想时的热忱，也记录了一个凡俗女孩在现实中的苦闷与困惑。
沈霞
她从小到大，不管坐在哪个学校的学堂里，学问和为人总是极为出挑的。
她的性格又热情开朗，胆子大，做事情极有自信。
当时的延安，男同志的数量远远多过女同志，比例有着极大的悬殊。像沈霞这样聪明又惹人喜爱的女孩子，自然有不少男青年围在身边向她示好。
可是，她天生心思细腻单纯，实在不愿意在复杂的人情世故里费心思去周旋，而她的内心深处，又极其盼望能拥有一份真真切切的友谊和知冷知热的关心。
她在日记里毫无保留地写道：
“闷，莫明其妙地不高兴，愁得连饭都不想吃。总觉得缺少什么。这，是不能用语言来表达的，渴望一种出于真心的安慰，渴望着一颗温暖的心的呈露，也渴望着温存的抚抱，亲密的低语。可是，这一切在这里是找不到的，在这种沙漠似的地方，都是同志，长辈们成了首长。”
正是在这样孤单愁闷的心思里，一个名叫萧逸的男同学，安安静静地走进了她的生活。
萧逸原本的名字叫徐德纯，是江苏南通人，比沈霞大了整整六岁。
他家里穷苦，中学一毕业，就跑到上海的口琴厂里当了干苦力的工人。
淞沪抗战打响之后，他义无反顾地投入了救亡的队伍，1937年入了党，历经了数不清的艰难险阻才走到延安，随后在抗大和鲁艺念书。
他是个满心爱好文学的青年，心思极其细腻，感情也十分丰富，刚好和从小就泡在书堆里长大的沈霞说得拢。
沈霞在日记里大大方方地写下这样的话：
“我现在和萧逸是最好的，最亲密的关系。”
1944年，沈霞和萧逸在延安
到了1944年10月，经过组织上的正式批准，他们两个人领了结婚证书。
远在重庆的茅盾夫妇得知了喜讯，赶紧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寄过来祝贺。
他完完全全地接纳了这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女婿，也深深地认可了女儿自己独立思索后做出的郑重决定。
四年间失女又失婿1945的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好消息传到了延安。
整个延安城的军民都跑到了宽阔的土路上，大家高兴地欢呼着，人群里满是喜悦的声音。
沈霞和新婚不久的丈夫萧逸也挤在这欢庆的队伍中间，脸上挂满了激动的汗水。那时候，组织上已经做出了安排，要派他们这对年轻的夫妻跟着华北文艺工作团，一起开拔，走到最前线去。
可是，一个极其现实的难题摆在了沈霞的面前——她肚子里已经怀了两个多月的身孕。
她在深夜里翻来覆去地思量。她是那么迫切地想要走到真实的前方去，想要和丈夫肩并着肩，为了新国家的建立去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为了这份深重的心思，她暗暗决定：要把孩子拿掉。
她没有把这件关乎身体的大事写信告诉远在重庆的父母，只是安安静静地躺在了延安国际和平医院的手术台上。
手术原本算不上十分复杂。但在那个年月里，延安的医药条件实在是太过简陋了。
沈霞在做完手术之后，身体内部发生了极其严重的感染。她的额头烫得吓人，发着极其可怕的高烧，肚子里头一阵一阵地绞痛，疼得她不停地流下冷汗。
萧逸日夜不歇地守在她的病床旁边，紧紧地握着她的手。
他眼睁睁地看着妻子身上那股活泼泼的生气，一天一天地消散褪去，自己却连一点挽救的法子都想不出来。
1945年8月20日，沈霞永远地闭上了那双明亮的眼睛。
这一年，她才仅仅二十四岁。
这个满心热忱的年轻姑娘，还没能等来开赴前线的出发命令，就这么早早地离开了人世。
消息传到重庆的时候，已经是整整两个月之后了。
父亲茅盾听到这个消息的那一刻，整个人直直地愣在了原地。
他只是毫无意识地、反反复复地在嘴里念叨着女儿的名字。
过了许久许久，他转过身，步子沉重地走进了自己的书房，把那扇木门紧紧地关上了。
家里的人站在门外，听不到半点哭声，只能听见屋里头传出一阵又一阵翻动纸页的细微声响。
这位伤心的父亲，正在一张一张地翻看女儿从前寄来的那些家信。
从那以后很长的一段日子里，他变得极其沉默，不大愿意开口说话，对于生活里的那些兴致，也明明白白地减退了许多。
对于萧逸来说，妻子的离世，是一场让人完全无法承受的巨大悲楚。
在沈霞走后的第六天，他翻开妻子生前写字的日记本，在那页纸的最后，写下了一段全无修饰的真心话：
“八月二十五日阴
今天是霞死的第六天了，我搬到鲁艺孔厥那里暂住。我心痛极了，我好像失了家的狗一样，找不着落，五年来心总有依托的地方的，现在却突然把这依托的霞强拉走了。我想着想着就要哭，伤心啊，这都是我的罪过..”
熬过了最初那段极其难捱的悲痛日子，萧逸在心里暗暗地定下了一个主意：他要替妻子去完成那个没有做到的心愿，他要走到炮火最密集的前线去。
他主动向上级递了申请，要求去做一名战地记者，跟着部队在华北的各个地方来回转战。
在后来的这几年时间里，萧逸亲身参与了保南、正太、清风店、涞水、石家庄、平津这一场又一场战役的真实报道。
他毫无顾忌地迎着枪炮的声音，直直地走到交火的最前方，满怀着真情，写下了一篇又一篇鼓励战士们奋勇向前的真实新闻稿件。
时间一直走到1949年的1月底，北平城迎来了和平解放。
萧逸作为新华社的随军记者，跟着长长的队伍走进了这座古老的城市，也终于见到了分别多年的岳父岳母。
坐在屋子里，他向茅盾老先生详详细细地讲述了自己在战场上的种种经历，同时也说出了自己心里的一个打算：他想留在北平城里，安下心来，写出一部长长的关于战争的真实小说。
茅盾听完他的话，低下头思索了一小会儿，便诚恳地向他提了一个建议。老人家希望他能争取去参加解放太原的那场华北地区最后的战役，把整个解放战争的过程完完全全地经历一遍。
因为老人家深知，只有真真切切地走完这一遭，才能写出那些有着真实分量的文字。
萧逸极其认真地听从了岳父的指点，立刻办理了调动的手续，去了新华社第十九兵团的分社，连夜奔赴太原的前线。
1949年4月3日，茅盾在北平的住所里，给这位满心看重的女婿写去了一封信，信里全是对前线情况的关切与问候。
茅盾和妻子
可是，这封装满长辈嘱托的家信从邮局寄出之后，萧逸却再也没能亲眼读到它了。
4月14日的上午，解放太原的战事已经到了最为紧要的时刻。
萧逸跟着部队，来到了双塔寺最前方的阵地上采访。
当他听说对面阎锡山部队里有一个连长有放下武器的想法时，他连半点迟疑都没有，当即就跟着做敌军工作的干事，走到了离敌人最近的那个土坡上。
他举起手里那个铁皮做的喇叭筒，对着前方的阵地大声地呼喊，劝说对面的人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
就在他全神贯注喊话的这个当口，对面突然射来了一记极其隐蔽的冷枪。
萧逸就这样直挺挺地倒在了太原城外的前沿阵地上，倒在了新中国即将诞生的那个黎明之前。
这一年，他刚刚满三十四岁，距离大家期盼的新中国成立，仅仅只剩下不到半年的时间了。
当这个让人震惊的消息传回到北平城里，茅盾老先生心里的悲痛，简直到了无法用言语来说明的地步。
他在给新华社记者张帆写回信的时候，写下了这样的话语：
“萧逸此番在前线牺牲，大出意外，我们的悲痛是双重的，为国家，失一有为的青年，为他私人想，一番壮志，许多写作计划，都没有实现……我已经多年来‘学会’了把眼泪化成愤怒，但萧逸之死却使我几次落泪。”
老人家满心凄楚地面对着这样一个残忍的事实：女儿的心愿还没来得及在战场上实现便早早离世，女婿又真真切切地倒在了敌人的冷枪之下。
两段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永远地留在了通往和平的道路上。
无法愈合的伤口在晚年的那些日子里，茅盾常常一个人静静地待在书房，或者独自坐在院子的角落。
如果走近些，常常能听见一阵缓慢的读书声。那不是什么深奥的大文章，而是一些早就泛了黄、纸边都微微卷起的旧作文本。
上面用钢笔工工整整写着的，全是沈霞在中学时代留下的文字。
一个满头白发的老父亲，手里捧着多年前死去的女儿写下的字句，就在那空荡荡的屋子里，大声地、一字一句地念着。
阳光照在纸页上，照不出那份实实在在的悲哀。
整整四年的光阴，先是送走了亲生的女儿，接着又失去了满心看重的女婿。这样接连不断的死别，给这位老人的身心留下了旁人根本无法丈量的巨大创痛。
在他自己亲手写下的晚年回忆录里，他丝毫不加掩饰地谈起这个早逝的女儿：
“我只有两个孩子，而亚男更使我疼爱。她聪明、刻苦、懂事、有志气，比阿桑成熟得多。她从小爱好文学，高中时代能写出优秀的散文而得到老师的赞赏，德沚常说：你的文学细胞遗传给亚男了。”
做父亲的这份偏爱和骄傲，就这么清清楚楚地印在了纸上。他极其痛惜女儿那一丝不苟、极其短暂却又极其热烈的一生。
她原本可以完完全全地发挥自己的才干，走到战场的前方去实现抱负，可是，她却永远地停滞在了出发之前。
作为一个深明大义的革命作家，他心里比谁都清楚，要想在那个动荡的年月里求得太平，必定会有人流血牺牲。
可是，当他退回到一个父亲的身份时，他其实从来没有真正从这些死别的伤痛里走出来过。
不论是沈霞，还是萧逸，他们两个都是自己实实在在地、主动地投入了那场战斗，并且为此毫无保留地付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恰恰就是因为他们全都是自己做出的决定，茅盾老先生的心里，才更加觉得难以安宁。
或许他总是在深夜里反反复复地想：如果当年女儿能稍稍为她自己的身体多考虑一点，如果自己当时没有开口建议女婿去走完那最后一战，也许眼前的日子，会完全变成另外一副欢喜的模样。
可是，时间从来只会笔直地往前走。
参考资料：八十年前的延安日记，揭秘茅盾之女情感历程 澎湃新闻
钟桂松：茅盾给女婿萧逸的那些信 北京晚报
太原解放纪念馆，为一位拿笔的战士立了座纪念碑 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