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初，陈光主政山东诸城，通过转让、破产、租赁、兼并，把全县90%以上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改成了股份制，搞出了一个“诸城经验”，得到了上级的肯定和全社会的好评。

那个冬天，诸城电机厂的车间里挤着270名工人。

他们攥着刚用积蓄换来的股权证，在小板凳上坐了整整两天一夜。

所有人的眼睛死死盯着计票的黑板，一票接一票地选举企业当家人。

屋外寒风刺骨，屋里的人却浑身冒汗——这家国营小厂的命运，连同每个人的饭碗和家底，全押在了这场前所未有的变革上。

带头点燃这场火的，是刚满35岁的市长陈光。

1991年他上任时，诸城的企业早已病入膏肓。

审计报告摊在桌上：全市150家国企，103家明亏暗亏，亏损额堆到1.47亿，比全市一年半的财政收入还多。负债率逼近90%，工人月工资常卡在百元线，连教师工资都拖欠半年。

老百姓编了顺口溜讽刺：“亏损多如毛，债务比天高，工人穷得嗷嗷叫。”

陈光带着工作组闯进电机厂试点，原以为稳操胜券的两套方案却被工人当场掀翻。

政府提议国家控股51%，或者土地入股占大头，工人们头摇得像拨浪鼓：“要改就改彻底！我们凑钱买断！” 短短两周，工人掏出压箱底的钱——普通工人凑6000元，中层干部押上2万，厂长咬牙甩出4万。

270万国有资产被全员买断，国营厂的牌子摘下来那刻，老会计摸着账本直哆嗦：“这要是黄了，可连哭的地儿都没有。”

谁也没想到，转制像给机器灌了汽油。

还是那批人、那些设备，改制当月销售收入直接翻番。

流水线上工人眼尖得能盯住螺丝帽的裂纹，仓库积压三年的库存三个月清空。

绝缘材料厂两年利润暴涨5.7倍，五金厂机器昼夜不停，门口等着拉货的车排出二里地。

质疑声却劈头盖脸砸来。

香港报纸头版标题刺眼：《陈卖光狂卖国有资产！》老干部联名信雪片般飞往省城，学术期刊痛批这是“私有化阴谋”。

最煎熬时，陈光清早骑车上班，总能撞见蹲点的记者堵门追问：“你算过国有资产流失多少亿吗？”

1996年成了生死劫。

央行12人查账组前脚刚走，国务院九部委21人联合调查组后脚进驻。

八天八夜里，审计人员把账本翻得哗啦响，连十年前的采购单都扒出来核验。

结论落地时，会议室静得能听见钢笔滚地的声音——“方向正确，措施有力，效果显著，群众满意。”

更让陈光眼眶发热的是朱镕基的拍板：“管它姓公姓私，能把企业搞活就是好路子！”

数字比任何辩驳都响亮：六年时间，诸城财政收入从0.85亿飙到3.2亿，改制企业全部扭亏。

当年领救济金的纺织女工，年终捧着6000元分红手发抖；商业系统从吃财政补贴变成年纳税千万大户。

当1997年陈光调任山东最穷的菏泽时，“卖光”变成了“送光”。

面对职工连六千块都凑不齐的困境，他把资不抵债的厂子送给优势集团托管。骂声又起，可五年后菏泽企业亏损面从90%暴跌到12%，财政收入增幅冲上全省第一。

二十多年后回望，这位改革者坦言最大遗憾：“光顾着盘活存量，忘了培育新动能。”

当年电机厂工人用饭盒装股权证的场景他始终记着——产权改革的真谛，从来不是冰冷的交易数字，而是让劳动者亲手攥住命运的绳结。

信息来源：
大众网《陈光讲述“诸城改革”往事》系列
联合日报《诸城改革专题报道》
山东省档案馆《国企改革口述史》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县域经济改革案例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