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税警总团长黄杰请张佛千给他帮忙，说：“我的六个团，有两个团长不大服管，一个是孙立人，美国留学生，另一个是何绍周，是何应钦的侄子，你帮我做做工作。” 张佛千可不是一般人，民国文坛有名的“笔杆子”，既能写文章又懂人情世故，还跟着黄杰多年，说话有分量。黄杰找他，说白了是实在没辙——硬压怕逼反人，软劝又没效果。 很多人觉得这就是两个“刺头”不服管教，其实恰恰戳中了国民党军队的致命软肋：不是人才难管，是腐朽的体制容不下人才。任人唯亲与专业主义的冲突，从一开始就埋下了祸根。 孙立人确实有不服管的资本。美国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毕业，满脑子都是现代军事理念，训练士兵讲究科学方法，看不起旧军队的裙带关系和官僚作风。 黄杰的税警总团虽说是精锐，却脱不了国军派系那一套。孙立人觉得训练方案不合理就敢直接提，开会时经常怼得上级下不来台，黄杰自然觉得他“刺头”。 何绍周的不服管则是另一种路数。有何应钦这棵大树靠着，在军中几乎没人敢惹。他不认同黄杰的指挥，更多是觉得“你没我后台硬”，骨子里的优越感让他不愿服软。 张佛千没玩虚的，找两人分别聊天，没讲大道理，反而先听他们的委屈。对孙立人，他夸其军事才华，承诺帮他争取训练自主权；对何绍周，他点透“靠后台不如靠实绩”的道理。 他没去调和表面矛盾，而是找准了核心：给专业人才空间，让关系户明白底线。这种不偏不倚的态度，反而让两人都买账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两人确实是难得的将才。孙立人在滇缅战场打出“东方隆美尔”的威名，何绍周也在松山战役中立下大功。 黄杰的困境，其实是整个国军的缩影。太多有能力的人被派系倾轧消耗，太多靠关系上位的人占着茅坑不拉屎。 张佛千的“工作”能成，全靠他懂人性、知时局。可国军的体制病，哪是一次两次沟通能治好的？后来内战中，这种内耗更是愈演愈烈，最终走向崩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