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长沙城外，李宗仁初次与蒋介石会面，数小时后便对白崇禧断言：“古人说共患难易，共安乐难。像蒋先生这样的人，恐怕共患难也不易！” 这句预判，成为两人二十余年交集的精准注脚。 在《李宗仁回忆录》中，李宗仁以亲历者的锐利视角，穿透民国政坛的迷雾，将蒋介石的性格缺陷、政治权谋与军事昏聩层层剖开，让世人看清了他的底色与本质。 很多人讲，欲知蒋介石真面目，不能不看李宗仁的揭批。 北伐初期，蒋介石为拉拢桂系力量，曾上演一出颇具江湖气的结拜闹剧。 李宗仁在回忆录中细致描摹：“我午睡时，蒋蹑手蹑脚进来，将金兰谱偷偷塞进我大衣口袋，事后才追问为何不回赠。” 面对蒋介石“同心一德，生死系之”的谱帖，李宗仁彼时便心存疑虑：“蒋当时正是需要我的时候，为了利用我，就对我甜言蜜语，百般拉拢。” 这份疑虑很快应验，北平碧云寺谒陵后不久，蒋介石便“掉转过枪口来打我们”，编遣会议无果后悍然发动对桂系的战争，李宗仁不禁感慨：“老蒋这个人，我和他打了20多年交道，深深知道这个人从来不晓得‘信义’是什么东西。” 而这种权诈手段并非个例，李宗仁观察到，蒋介石从国民党边缘人物跃居核心，“得力于权诈多，得力于功勋少”——他先靠拢左派打击右派，借廖仲恺遇刺驱逐胡汉民、许崇智，再发动“中山舰事变”逼走汪精卫，翻云覆雨间尽显“上海黑社会式的权诈本色”。 在军事领域，李宗仁认为，蒋介石的刚愎自用与任人唯亲在北伐中已原形毕露。 李宗仁讲过这样一幕：“发放草鞋时，蒋嫡系第一军每人两双，其他各军士兵连一双都领不全；嫡系军官亏空军饷，坦白‘校长，我赌输了’便能获宽恕，若非嫡系则就地枪决。” 这种“治军无法度，遇事不论军法而好市私恩”的作风，让李宗仁得出结论：“蒋先生实在是既不能将将，也不能将兵，若以他一己的意志来统兵作战，安有不败之理？” 抗战爆发后，这种缺陷酿成了更大灾难。 淞沪会战中，蒋介石无视白崇禧的撤退建议，严令“有敢擅自撤退者军法从事”，将“全国兵力精华在淞沪三角地带作孤注一掷”，最终导致数十万精锐伤亡殆尽。 1938年台儿庄大捷，李宗仁率第五战区重创日军，捷报传来时蒋介石却反常要求“勿事铺张”，武汉民众欢庆的爆竹声竟让蒋面露不悦。李宗仁直言：“蒋先生并不是不喜欢听捷报，他所不喜欢的只是这个胜仗是我打的罢了。” 豫湘桂战役时，李宗仁提出集中兵力守衡阳的方案，却被蒋介石斥为“保存桂系实力”，最终衡阳失守，日军直逼广西，家乡遭难，让他痛彻“蒋心里头从来就没有‘全国一盘棋’的想法，只有他的‘蒋家天下’”。 政治上，李宗仁看的更透，在他看来蒋介石的统治术核心便是“分而治之”的权诈。 1930年中原大战，他不循正道，反而“以重金收买对手将领，分化瓦解反蒋联盟”，虽凭借财权与军权取胜，却让全国陷入军阀混战的泥潭，国力内耗严重。 李宗仁痛斥：“蒋先生治国，如同玩牌，只懂算计眼前的胜负，却不知牌局之外的天下苍生。”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抢夺果实悍然发动内战，依旧沿用“以军控政”、“以权压人”的老套路，忽视民生疾苦与社会重建。1948年“行宪国大”期间，他授意陈立夫用金条收买代表，确保自己当选总统，将“民主”彻底沦为权术的幌子。 而其残忍本性在历次下野时更是暴露无遗：第一次下野前杀第十军军长王天培，第二次杀邓演达，败退台湾前杀浙江省主席陈仪，李宗仁沉痛写道：“于此也可见蒋氏残忍的本性。” 让李宗仁最为不屑的是蒋介石的多疑与狭隘，这一点在对待非嫡系部队时表现得淋漓尽致。 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批判：“蒋先生对杂牌军的歧视，已到了不顾大局的地步，他宁肯让战事失利，也不愿看到非嫡系部队壮大。” 台儿庄大捷后，第五战区补给与增援迟迟不到，正是这种猜忌的直接后果。而这种心态在皖南事变中更显卑劣，新四军在前线抗日，蒋介石却暗中调兵围剿，全然不顾团结抗日的大局，执着于攘外必先安内的偏执。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这种猜忌愈发致命。 1948年淮海战役前夕，李宗仁作为副总统建议“集中兵力防守淮河沿线，避免被分割包围”，但蒋介石固执己见，坚持“以徐州为中心决战”，最终导致国民党军主力被歼。 更令人窒息的是其指挥模式，李宗仁揭露：“凡是中央系统的将领都知道蒋先生这项毛病。他们知道奉行蒋先生的命令，往往要吃败仗，但是如不听他的命令，出了乱子，便更不得了。” 将领们不敢直言战况不利，只能谎报“士气旺盛”，最终在层层欺瞒中错失战机。 纵观数十年交集，李宗仁将蒋介石的核心缺陷归结为三点：多疑猜忌导致内部分裂，迷信权术忽视长远发展，刚愎自用错失历史机遇”，他能精准算计派系利益，却看不到民心向背；能操控政治博弈，却不懂军事战略的根本；能聚拢嫡系势力，却无法凝聚全国力量。“他统兵、治政的本领均极低下，但使用权术、玩弄阴谋的伎俩则天下第一。” 据说，张学良重获自由后读到《李宗仁回忆录》，直言“这就是百分之百的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