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与朝鲜外交关系发生变化，清王朝为何禁止与朝鲜的人参交易？ 清朝禁止朝鲜人参交易的背后，藏着一段横跨百年的资源争夺与宗藩博弈。这事得从东北那片被清廷视为“龙兴之地”的长白山说起。 满人入关前，人参、貂皮、东珠是支撑八旗崛起的经济命脉，尤其人参，既是朝贡珍品，更是战马钱粮的硬通货。顺治年间，清廷为保护老家资源，划长白山为禁区，禁止汉人、朝鲜人随意进入，违者轻则流放，重则砍头。 但朝鲜咸镜道、平安道的边民，隔着鸭绿江就能望见对岸的参田，那里的野山参，比朝鲜半岛的“高丽参”药性强三倍，价格更是天差地别。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的三道沟血案，成了矛盾爆发的导火索。一伙朝鲜边民伪装成猎户，携带鸟铳潜入清朝境内采参，与巡逻的八旗士兵发生冲突，一名清军当场被射杀。 这事在清廷看来，绝非普通的走私案：朝鲜人越境偷的不止是人参，更是对“天朝上国”权威的挑衅。要知道，此时距皇太极两次征朝（1627、1636年）不过五十年，朝鲜虽表面臣服，民间仍称清朝为“胡虏”，私下保留明朝年号。康熙帝震怒，责令朝鲜国王李焞严查。 朝鲜被迫处决6名枪手，流放39名官员，还缴纳了两万两罚银——这相当于朝鲜全年财政收入的1/10。事后朝鲜国内颁布“禁参令”，不仅禁止越境，连境内人参交易都一度中断。 但禁参的深层原因，远不止边境冲突。清朝初年，东北参场由八旗贵族分片包干，后来收归皇室专营，每年发放参票严控开采。可野山参生长周期长达三十年，经明末清初的狂采，到康熙中期已濒临灭绝。 据《清会典》记载，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官方放票6000张，实际采挖量不及额定的三成。此时朝鲜的“高丽参”虽品质稍逊，却因人工种植（移山参）逐渐形成规模，年产量可达数万斤。 清廷担心朝鲜人参低价冲击市场，更怕朝鲜通过人参贸易积累财富。要知道，明朝灭亡前，朝鲜商人就曾用参银资助过抗清势力。 更微妙的是宗藩关系的脆弱性。朝鲜对清朝的“事大主义”，本质是武力压迫下的权宜之计。顺治年间，朝鲜每年朝贡4次，康熙改为“冬至使”单次朝贡，但额外的“谢恩使”“奏请使”仍络绎不绝。清廷虽回赐丰厚，却始终警惕朝鲜的“离心倾向”。 人参贸易既是经济纽带，也是控制手段。禁止朝鲜人直接采挖东北野参，改由官方定额交易，既能保障皇室需求，又能通过配额限制朝鲜的经济活力。 雍正朝以后，禁令逐渐松弛，却始终留着后手。一方面，朝鲜红参因储运方便、价格亲民，成为江南富商的新宠，清廷默许民间贸易以“药材”名义流通；另一方面，对越境采参的惩罚始终严苛——乾隆年间，朝鲜边民朴某误越边界采参，被清廷要求“按律斩立决”，朝鲜国王亲自求情才改为流放。 这种“打一巴掌揉三揉”的策略，既维护了宗主国的威严，又避免了彻底断绝贸易导致朝鲜倒向日本或沙俄。 说到底，清朝禁参的核心逻辑，是资源、安全与面子的三重考量。东北人参不仅是经济资源，更是满人“龙兴”的象征，不容藩属染指；朝鲜越境采参背后，藏着边民对清廷的不服与两国历史积怨；而禁令时紧时松的弹性，则折射出宗藩体系下“以小事大”的实质——清廷要的不是彻底禁绝，而是通过管制证明：藩属国的生计，终究攥在天朝上国手里。 直到1894年甲午战争后，朝鲜脱离宗藩体系，这段跨越两个半世纪的人参博弈，才随着“大韩帝国”的建立落下帷幕。
